“维权难度大，成本高”

    琼瑶告于正等侵权案一审判决之后，纠纷还未画上句号。

积弊易，维权难

    对编剧赵冬苓来说，幸福就是每天安静地坐在电脑前，写下一些还能令人满意的文字。“编剧圈确实存在着抄袭别人和被别人抄的现象。”赵冬苓说，“剧本中的抄袭，往往是抄别人的人物关系、情节走向、重要的桥段，而且是打散了、揉碎了、改头换面后用到自己的作品中。”

    “抄袭风”常刮，原因在于，“文学艺术上的抄袭非常难以界定、许多界限较模糊。不像学术论文的检测，有时候只要把某一论文输到网上，然后一搜索，相似的段落就可以搜出来。相同部分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界定为抄袭。”赵冬苓分析说，除了法律的不完善，随着竞争的加剧，有些人放弃了职业操守，久而久之，影响了整个电视剧行业，积弊存在久矣。

    琼瑶告于正等侵权案一审判决之后，青年编剧庄羽在微博上披露了自己12年前遭遇的一场官司，引发了广泛关注。那年她24岁，作为当时被剽窃一方的原告，其中的艰难超出外人的想象。案件从提起诉讼到执行完毕经历了三年时间，在获得了长达百页的清晰证据后，法律保护了她的权益。

    然而记者了解到，更多编剧被侵权后，却不得不放弃法律武器，放弃了追究。

    “完全是因为维权难度太大、成本太高。一旦打官司，当事人往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财力，身心俱疲，比如琼瑶女士就为此煎熬了八个月，什么也干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会选择知难而退，吃哑巴亏。但这肯定是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赵冬苓也有些无奈。

收视与品质

    也有编剧告诉记者，侵权问题只是不安全感的一部分，“编剧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弱势。”青年编剧小张说，“影视行业注重的是有市场号召力的大腕儿，观众认可的也是演员，有几个观众知道编剧呢？”

    闭关写剧本、天天码字，几乎成为小张的全部。“去年春节我都没回家，一直在写剧本，都熬出颈椎病了。”小张说，“制片方和编剧有时也会有冲突，因为大部分制片方首要考虑的是剧本是否好看，有没有高收视率，而有些编剧更希望有个人的表达。”

    如果说剧本好看是标准，对编剧和制片方来说倒也不是坏事，但是怕就怕对收视率的过度看重，会让影视剧凭空多出一些“狗血”“浮夸”的剧情，明知狗血惹人厌，也得加。

    赵冬苓说，她在决定接手电视剧版《红高粱》时，内心也有过挣扎。她直言：“从创作的角度讲，我从来没敢为追求收视率而放弃艺术上的追求。从我个人来讲，我立志于在这部作品中写出个性鲜明的众多人物、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浮世绘，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国民从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到建立家国情怀。在创作中当然也遇到过许多困难，但这个创作方向从来没动摇过。”

    如何在收视率和艺术追求之间寻到一个平衡，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不过唯收视率是从，绝不可取。

    （本报记者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