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阅读与出版思维

    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的阅读是休闲的兴趣阅读，而有目的的功利性阅读不能算是真正的阅读。按照这样的标准，不知有多少人是真正的阅读。反正休闲阅读对我来说是极奢侈的事儿，奢侈到几乎不曾发生，然而如果把阅读时间考量在内的话，我的阅读就与休闲沾上点儿边了，因为我阅读的大部分时间来自于休息日和节假日，少部分来自于出差旅行的途中。兴趣阅读对我而言倒是不折不扣，因为我的兴趣刚好与专业和事业相吻合，专业是历史学学术研究，事业则是出版与文化产业经营。

    我把自己定义为三种人，学人、出版人和管理者，我以这三种角色努力地奔走在一条道上。做一名学者既是我的兴趣，也是我对自身的要求，更是事业对我的要求，百年商务印书馆作为学术重镇的地位要求其掌门人最好能成为专家学者的同道之人。所以，我所读之书多为学术著作，以历史、哲学和法律等人文社科图书居多。近些年来，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学术研究受到了出版文化与经营管理知识和思维的影响和启发，而学术阅读更是大大地加深了我对出版、文化乃至经营管理的理解。学术、出版文化、经营管理三者在一个层面上竟产生了部分的融合，或者说三者产生了相互滋养的效果。看来有一句话说对了，事物是相通的。

    2014年的阅读，也不例外，多半围绕我的学术研究兴趣点展开，所以以有关亚述学和世界古代文明的书籍为主，其中原版外文书和中文版图书各占一半。出版工作的职业思维启发我在古文献中去发现能够反映时代需求的课题，我也果然在巴比伦和亚述古文献中寻到了“宝”，撰写并发表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治理结构》《西方文明渊源中的意识形态管理——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为例》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等与文化相关的论文。阅读的文献包括《古代近东文献》和《古巴比伦书信集》等原始文献，还包括西方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如《古代西帕尔城》和《轴心时代文明的起源和多样性》等，这类图书专业性很强，一般人不消说阅读，恐怕就连找都找不到，因此没有列举的意义。但对于我来说，从这些古文献资料中探幽逐微、抽丝剥茧地还原逝去了文明的原貌、取得研究的新成果，有着一种神探探案的乐趣。我的点滴研究成果又反过来大大有助于加深我对出版和文化的理解，从西方文明的起源中我勾勒出意识形态管理与国家治理结构或治理体系的关系，我的关于意识形态管理方面的思考便得益于这类阅读与研究。

    有很多哲学大师的书都是我计划要读的，因为在我看来哲学是最高级的学问，哲学讲道，而道是做人和做事的最高境界。今年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的《林中路》，这是早就想读的，一本是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兼哲学家安瑟姆·基弗的《艺术在没落中升起》。巧合的是，两本书的译者都是同一个人，著名哲学家、同济大学的孙周兴教授。一翻开《艺术在没落中升起》，我便被基弗的一个观点所吸引，他说“绘画是为认识，认识是为绘画”，“艺术即哲学”，这比我关于艺术的思考更进了一步，我始终相信艺术的生命从根本上说在于其思想性，而不在于其美学价值，传世的艺术作品因其思想而价值永恒。海德格尔的《林中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说“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已经自行设置入作品中了”“艺术的本质或许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基弗“艺术即哲学”的观点似乎让我又开了一点儿窍，他似乎告诉我们，艺术和哲学原本就是一回事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即感性、现象的一面和理性、抽象的一面，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另一位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有一部名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把世界分为意志的世界即存在于人内心的抽象的世界和表象的世界即外在于人的具体的世界。这又让我不禁想起法国著名艺术家高更1897年创作的名画《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它似乎对艺术和哲学的同一性做出了很好的诠释。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和思考，有时是理性和逻辑占主导，有时又是感性和形象占主导，两者缺一不可，既需要哲学思维又需要艺术思维。难怪在生活中，人们既把做事的最高境界称为“有道”，即达到哲学的高度，又把这种最高境界称为“艺术”了，任何事情做到最好都在“道”上，同时它也便成为一门艺术了。足球讲究足球意识或智商，同时它也是一门艺术；政治讲政治智慧，同时它更是一门艺术。出版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活动，它既需要知识、智慧，同时也要求有表达的艺术。几年前看过一本朋友送的书，是美国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安·兰德主编的《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很受启发。企业讲究“经营之道”，出版企业也不例外，同时管理也是一门艺术，看来我们要学的东西还真不少呢。

    （作者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