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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数千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法，人类对于语法问题充满了好奇。
比如，在现代汉语中，我们既可以说“自行车被小王骑走了”，也可以说“自行车让小王骑走了”。可是，为什么我们只说“自行车被骑走了”，却不说“自行车让骑走了”？
又如，台港粤人说“我有说过这句话吗”，温州人说“吾有讲过个句话”（我说过这句话），“有”的用法显然与普通话不同，但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英语中表示“拥有”义的动词“have”同样发展为“完成体”的标记。这种“巧合”是语言接触的作用，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
这些问题都与目前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语法化”有关。语法化是指语法范畴、语法成分以及某些特殊的语法结构萌生或形成的过程及现象，典型的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或结构演变为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也包括较虚的语法成分演变为更虚的语法成分。语法化成为目前语言学界的热点，不仅源于人类对于语法形成问题的好奇心，而且是共时语言学研究和历时语言学研究结合的需要，并与认知语言学的异军突起关系密切。在认知语言学背景下，语法化成了语言认知研究的重要课题，不仅影响着语言的发展，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这种认识成为语法化研究背后的重要动因。
马贝加撰写的《汉语动词语法化》一书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展开的。该书体现出作者扎实的语料功底和从语料中获取观点的能力，既做到了取精用弘，又做到了揭微显隐，值得中国语言学界的关注。
在众多的语言学理论视角中，《汉语动词语法化》主要选用了语用和认知的视角，这反映了作者学术研究的当代意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语料方面，从先秦到近现代关于汉语动词语法化进程的语料是海量的，如何选择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眼光。
这里举一个“却”的例子。动词“却”原本是“退却”的意思，就历时演变结果而言，至少有三种词性：副词、唯补词和体助词。《汉语动词语法化》一一描述了“却”多种功能的语义来源和产生机制。仅就副词而言，就有20多种意义。兹罗列几种：“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为“再”义；“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李白），为“只好”义；“忽惊映树新开屋，却似当檐故种花”（白居易），为“恰”义；“你不是鬼，那死的却是谁？”（《小孙屠》），为“究竟”义；“那妇人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看管，却怕怎的？’”（《水浒》），为“还”义。副词“却”的各种意义和功能，可以在各类语文工具书中查到。但是要厘清诸多功能的来源，考究彼此之间的源流关系，需要学术眼光和功底。
又如，对“要”的研究，作者探究了助动词“要”的来源，还追溯了假设连词“要”的产生过程。下面三个例句，能够清晰地显示助动词“要”与假设连词“要”的联系：
1.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史记》）
2.昭仪曰：“陛下常言不负汝，今竟负约云何？”上曰：“要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无忧也。”（《前汉纪》）
3.要君意如此，终始莫相轻。（张说《杂诗四首》）
例1的“要”是助动词，可解作“想要”，但句义中蕴含着向“若、如”义连词发展的可能性，例2介于助动词与连词之间，例3是确凿的连词。
从海量的语料中选择具有说服力的例句，可以起到不言自明的作用，确实称得上取精用弘。
“揭微显隐”体现于作者在汉语动词语法化研究上的诸多创获。首先是秉持交际中的语用目的是导致语法化的主要动因。语言在使用中发展、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基于该事实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无疑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赢得人们的信服。例如，作者将句法语义机制概括为“扩展”两字，又将“扩展机制”细分为五种类型，全面概括了语法化的句法语义机制，特别是作者提出了“次类变换”概念。以“沿”为例，可显示“次类变换”的作用。试比较两例：
1.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后汉书》）
2.而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机《辩亡论》）
例1的“沿江”后面是“号哭”，属原地动词，“沿”虽然处于与介词相同的位置，但还有“向下游走”的意义，包含“位移”和“路径”两个概念。例2的“沿江”后面是动词性短语“东下”，“下”属于位移动词，“运行”概念由“下”承载，“沿”纯表路径意义。正是由于对句中第二个动词的仔细观察和辨析，作者建立了准确而实用的区分标准，与此同时，“次类变换”作为“扩展”的一种类型，在语法化中的作用也清晰浮现。这些创获是作者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发现，也是继承创新的成果。
马贝加198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是“文革”后首批研究生，数十年寒灯孤室，持之以恒，使她在汉语研究方面拥有了坚实深广的知识，熟练掌握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汉语动词语法化》的出版，距离她的前一部力作《近代汉语介词》已逾十载，由此看来，此书已不仅仅是十年磨剑之作。
至于本文开头所举两例的答案，读过此书，读者自会明了。
（作者为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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