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篇”到“诵古”

    胡宁，男，北京大学历史学2010级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师，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春秋用诗与贵族政治》。

    博士导师：北京大学教授 朱凤瀚

    通讯评委：武汉大学教授 杨 华

    浙江大学教授 贾海生

    载于《左传》《国语》等典籍的宴飨赋诗现象，是春秋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色之一。郑玄将“赋诗”分为“造篇”和“诵古”两种，前者指创作新诗，后者指称述旧篇。宴飨赋诗皆属后者，即在宴飨活动中用众所熟知之诗表达自己的意志，这种表达往往是“断章取义”式的，是一种文雅的隐喻。但是，《穆天子传》、清华简《耆夜》等文献中亦有宴飨中现场创作诗歌的记载，应该怎样看待呢？另外，春秋时期宴飨赋诗都是贵族们自择诗篇，但在《左传》中又有宴飨赋诗受等级限制的说法，这说明了什么？搞清楚这两个问题，能让我们对春秋宴飨赋诗有更深入的认识。

《穆天子传》《耆夜》中的宴飨作诗

    《穆天子传》是汲冢竹书之一种，在成书年代和史料价值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笔者同意王贻梁先生的观点，此书成于战国时期，带有战国的时代特色，也包含着宝贵的西周材料。穆王与西王母宴飨作诗一段在卷三，西王母先歌诗一首，表达对穆王今后还能再来的期盼；穆王答歌一首，承诺在处理好政务之后会再来；西王母再次歌诗，先自述身份，又赞颂穆王。诗中用语与《诗经》中的一些诗篇颇有共通之处。这则材料固然不能率尔视为实录，但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证明：《穆天子传》的作者将这种作诗赠答的行为视为宴飨礼仪的一部分。

    《耆夜》见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记述周初一次宴飨作诗活动。该篇以“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开头，紧接着是叙述还师后在“文大室”行饮至之礼。先由王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名为《乐乐旨酒》。然后举爵酬周公，作歌一终，名为《輶乘》。这两首诗都是劝酒辞，分别赞扬毕公和周公，有很明显的政治色彩，虽结构类似，却既能紧扣住伐耆的战功，又贴合二公各自的身份和特点，酬毕公之诗兼及周公，言兄弟二人相互配合。酬周公之诗则突出了勇武的气概。接着是周公作诗，周公先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名《赑赑》。又举爵酬王，作祝诵一终，名《明明上帝》。秉爵未饮，见蟋蟀在堂，于是又作歌一终，名《蟋蟀》，与《诗经·唐风·蟋蟀》内容大体相同。

    《耆夜》的抄写年代，李学勤先生指出应为战国中晚期之际，学者皆无异议。但在创作时代的问题上，则存在较大分歧，笔者认为当是熟悉宴飨场合用诗情况的春秋时人所作，但可能源自当时众所熟知的更早时代传闻。在最低限度上，它说明在宴飨赋诗活动盛行的春秋时期，人们将宴飨作诗视为早已有之的现象。

宴飨作诗现象存在的旁证

    宴飨作诗现象是历史的真实，还可以从传世文献中得到一些旁证。首先，《左传》中记录了一些贵族即时即事现场创作的事例，如隐公元年郑庄公与其母武姜“隧而相见”，赋“大隧之中……”。又如昭公十二年，齐、卫、郑三国国君朝晋，晋国中行穆子、齐侯都即兴口头创作了投壶辞，这是宴飨中即兴创作的显例，所作投壶辞是诗的形式。

    其次，《国语》中有关于某些雅颂之诗创作者的记述。如《周语下》单穆公称述武王在克殷之际作了一首诗，名为《支》，用来作为饫礼之歌。又如《周语上》载祭公谋父引“周文公之颂”，所引诗句在《周颂·时迈》，周文公即周公旦。还有《楚语上》载左史倚相之言，说《懿》（即《大雅·抑》）是卫武公晚年自儆之作。由此可见，即事而作，在当时人看来是雅颂之诗的一个来源。既然可以即事而作，亦应能在宴飨中即兴而作。

    最后，《诗经》中有的诗，依据诗的内容，很可能是宴飨中贵族所作，如《小雅》的《鹿鸣》《六月》，《大雅》的《崧高》《烝民》，还有《邶风·燕燕》等。

宴飨作诗怎样变成宴飨赋诗

    既然在更早的时代，已有了宴飨活动中作诗达意的行为，为什么在春秋时期演变成“诵古”了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是礼仪用诗的积累。周代的礼仪活动当然要服务于周代的政治需要，而能够适应政治需要的诗歌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宴飨作诗正是一种重要的创作途径。重要人物在宴飨活动中所作的诗篇，或者与重要历史事件相关的宴飨作诗，与周人自己的政治理念息息相关，又容易被贵族阶层广泛接受、知晓，经乐工整理加工，就可以成为礼仪用诗的范例，甚至被固定地用于礼仪的某个环节。反过来说，贵族在宴飨礼仪中要用诗歌表达意旨，西周时期也没有足够多的已有诗篇可供选择，很多时候只能根据需要进行现场创作。到了春秋时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累，无论是乐工制作、贵族个人创作还是民间采集，都已大大增加了可用于礼仪的诗歌数量，足以供宴飨赋诗之用。

    其次是宴飨活动特点对用诗的要求。可以想见，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境，只是循例的饮宴，贵族当然更倾向于使用已有的经典诗篇互致殷勤。在此过程中，一些常规形成了，甚至成为礼制规定。关于这一点，典籍中是有迹可循的，《左传》文公四年记载卫国宁武子聘鲁，鲁文公在宴飨中“赋《湛露》及《彤弓》”，宁武子指出这两首诗是只有王在特定的宴飨场合中才能赋的，分别表示对前来朝觐和征伐有战功的诸侯的称许。从鲁文公及其臣属皆不知有此等级限制来看，这样的礼制规定早已被大多数贵族遗忘。此事透露出宴飨用诗的变化过程，随着经典诗歌数量的增多，在不断重复使用过程中会形成了一些常规，此时整齐制度，形成了宴飨用诗的礼制规定。但是，宴飨毕竟是一个带有娱乐性质的场合，如果所有用诗都程式化了，与礼仪本身所要营造的氛围有违。贵族在循规蹈矩、亦步亦趋之余，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场合。因此像宁武子所言的礼制规定最终成为陈迹，而“正歌”之外尚有自由赋诗就成为宴飨礼仪的常态。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形势的变化。春秋时期周王朝日益式微，政权逐层下移，政治新贵欲借礼乐以自妆点，借声色以自娱，宴飨活动于是频繁举行，且举行的场合、事由益发多样。当时国、家之政乃至国际事务，多由贵族在宴飨中会晤切磋，国内、国际各层面的关系，都在宴飨活动中得以表现和协调。因为利益关系的复杂性、贵族对自身地位和文化素养的标榜，用诗歌表达意志、交换意见就成为当时常用的方式，赋诗也就不仅仅是享乐中相互示好，而是一种重要的而且极具时效性的政治行为了。春秋宴飨赋诗不是现场创作，却将赋诗与时政关联之紧密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非即兴而作，却是意志的确切表达；所赋的是旧篇，却利用了诗歌尤其是有着民间来源的诗歌本身的象征特性，而且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更为灵活的运用诗歌。既委婉含蓄又旗帜鲜明，彰显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贵族的个人素养，与从国至家再到个体的政治命运、利益诉求息息相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宴飨赋诗”这种现象的来源和形成过程有较为明确的认识。春秋宴飨赋诗的样态及其盛行，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宴飨礼仪发展变化的结果。从现场即兴作诗赠答，到在众所熟知的经典诗歌中选择恰当的篇章表达意志、交换意见，从富有个性的即兴创作到某些成规的形成，再到“断章取义”式的意志表达，诗歌在宴飨礼仪中作为贵族相互示意的方式，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反映了政治形势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