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三杰”考辨

    “哈佛三杰”说形成缘由及过程，已成为中外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桩公案。近年来吴宓日记、自编年谱等资料的出版，使相关研究得以推进，而陈寅恪和汤用彤哈佛档案、留学手稿等史料的发掘整理，使我们可以在更为深远辽阔的视野里探究“哈佛三杰”说的来龙去脉。

时空之因缘际会

    关于“哈佛三杰”之说的缘起，学界一般认为当时在哈佛中国留学生中流传着这一说法。此说以孙尚扬教授《汤用彤年谱简编》为代表：“（1919年）暑假期间与吴宓同留哈佛校园，进暑校。此顷，公与陈寅恪、吴宓被誉为‘哈佛三杰’。”周一良先生对该说颇为关注，特地请教汤一介先生。汤先生答复：“这一条是根据李赋宁先生在纪念吴宓先生一次会上所讲。”李赋宁还撰文《我与北大人》述及此说。他作为吴宓的得意门生，言必有据。

    此外，“哈佛三杰”还有两说，分别是：梅光迪、吴宓、汤用彤；俞大维、陈寅恪、汤用彤，这在后世学人著述中时有体现。大概当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同时流传着三种说法，但后来由于第一种最合事实，而被历史所选择。根据“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道理，如果我们厘清梅光迪、俞大维、吴宓、陈寅恪、汤用彤在哈佛大学的时间，及其思想的内在联系，自可明了个中缘由。

    他们五人早年同为哈佛大学最杰出的中国留学生，除俞大维后因转入军政界而“出局”外，其余皆成为学衡派中坚。他们在哈佛共处对于梅光迪来说仅1919年的三个月，而陈寅恪、汤用彤和吴宓则同窗三年（1919—1921年）。因此，“三杰”以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三人并称最合情理，诚为实至名归。

    当时留学生虽众，但像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一样勤勉刻苦、一心为学者则凤毛麟角。他们节衣缩食之余，专用于购书。1919年12月29日，《吴宓日记》载：“留美同人，大多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摭。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皆各有所专注。”1920年1月30日，《吴宓日记》载：“（陈寅恪、汤用彤）均见实学，又极用功。夫今日已为中国学生中之麟凤，其将来之造诣，定可预知。”《吴宓日记》还把他与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等人在1920年8月17日的相聚，视为“七星聚会”。

    此间三人的特立独行，也引起一些同学的误解和妒忌。1920年12月4日，《吴宓日记》载：“（工学院）中国学生，于宓等习文学、哲学者，背后谈论，讥评辱骂，无所不至。至谓陈寅恪、汤锡予两君及宓三人，不久必死云云。盖谓宓等身弱，又多读书而不外出游乐也。”由此透露出，陈寅恪、汤用彤和吴宓在哈佛并列“三杰”的事实，也可从反面证明三人之卓绝。

    陈寅恪、汤用彤与吴宓在哈佛分别主攻比较语言学、哲学和文学，虽学业悬殊，却志趣相投，初识就引为知己，相交莫逆。又因三人成绩优异，学问超群，名噪校园，故而被誉为“哈佛三杰”。自此，他们便在学术上切磋共进，结下贯穿一生的深厚友情，演绎了一系列激励后学的文坛佳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三座巍峨连峰。

和而不同的学术旨趣

    在哈佛期间，师友间的日常交往促成了他们三人学术思想的形成。《吴宓自编年谱》记述：“哈佛大学本有梵文、印度哲学及佛学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兰曼先生等，然众多不知。”陈寅恪与汤用彤师之，于是“广读深造，互切磋讲论，并成全中国此学之翘楚”。吴宓详细记录了他们论学交游的过程，文明交流互鉴与复兴国学是其重要话题。由是，在陈寅恪、汤用彤和吴宓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以融合新旧文化为志向的留学生群体，时常聚会交流读书心得，为学衡派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语言文字是最基本的研究工具，学贯中西，必由此始。陈寅恪与汤用彤、吴宓都力倡“读书必先识字”，通晓多种语言是他们的共同特长。陈寅恪在哈佛开始系统学习印度语言，兼修希腊文、阿拉伯文，计达三十多种外语。汤用彤掌握八门外语，少时学习英语、法文、日文、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在哈佛与陈寅恪同学于梵学大师兰曼，深造梵文、巴利文。这些外文在其现存文稿中经常使用。目前仅存的汤用彤哈佛时期一张生活照，就是他手捧外文巨册专心阅读的场景。他所有外文书现藏武汉大学，近年笔者受汤一介先生委托前往查阅整理，发现大都是其留美时搜集的原版外文书。

    陈寅恪和汤用彤的治学领域虽有不同，但他们都采用语言学方法进行跨文化研究。吴宓也精通数门外语，开我国比较文学之先河。三人之能成为学术大师，与其得天独厚的语言功底是密不可分的。三人的最大优势是既能熔铸古今，又能会通中外，通盘掌握了广博的世界历史文化知识，融贯新旧治学之道，皆终生奉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治学宗旨。

凝聚“三杰”之核心

    吴宓和汤用彤都十分推崇陈寅恪，陈氏作为“三杰”中最具凝聚力的核心人物，当之无愧。吴宓对陈寅恪的学问赞叹不已，坦言与其谊兼师友。1919年5月25日《吴宓日记》载：“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吴宓在其诗集中说：“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陈寅恪留德时也被公认为“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故傅斯年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多年深交也使汤用彤对陈寅恪钦佩之至。他晚年所写一份“自我检讨”未刊稿里坦言：“当我到哈佛大学研究院以后，遇到了陈寅恪先生，觉得他学问渊博，妄想和他竞争，我便选择了哲学史。表面上是说，哲学纷无定论，各有一套，所以不主张创造，而注重哲学史的研究。实在是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够，便选择这样一门自己容易出色，使别人更加佩服的哲学史。”汤一介先生对此感慨地谈起一则鲜为人知的往事：“在昆明时，有次我和父亲一起去大观园游玩，走到大观楼180字的长联下。他对我说：‘我们联大一批教授，有陈寅恪先生等人，曾来到这里。大家都读长联，然后背出，只有陈先生背诵得一字不错。’”陈寅恪过目不忘，其录像机一般的记忆力，由此可见一斑。他成就卓越，与其天资过人有关，但也是他努力的结果。汤用彤尝说：“在学问上第二等聪明的人，如果努力可以取得一流的学术成果。但是第一等聪明的人，不努力则连三流的成果都取不到。”因此，汤一介先生认为：“我父亲很可能自认并非第一等聪明的人，而视陈寅恪先生为一等聪明之人，并取得了一流的学术成就。”

不重学位重学识

    “三杰”之誉，自然是因为他们学绩的突出，还有一大原因就是其留美之本愿，只为求学，而不求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困难，但在数年内被一篇专题论文束缚住，势必影响广泛知识的获取。

    汤用彤入哈佛一年半即获硕士学位，吴宓则只用了一年。当陈寅恪认为在哈佛该学的业已掌握，就马上赶赴柏林大学深造。有人劝他耐心再等半年，以拿到学位。陈寅恪说：“留学是为求知，既然已完成任务，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岂可为了学位而浪费生命？”他在海外名校辗转游学18载，与玄奘西行取经求法之年相同。他始终潜心求学，不求学位，求真而务本，潇洒而超脱。对此，兰曼在致留学监督严恩槱函中盛赞：“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加褒扬。我颇欣赏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这方面的差异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我完全相信，他回去后将于贵国大有裨益。他的观点十分公允，对美中两国的事情皆无偏见。……我深信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必将忠实地将所学造福于他的祖国。”

    师不在多，而在识见高远并善于教诲。“哈佛三杰”留学师从诸多硕学泰斗，其所受科学训练奠定了他们的治学基础和方向。他们从哈佛学到的学术精神和方法，扎根于国内学界，具有思想启蒙和为现代中国学术奠基的划时代意义。

    友不在多，而在知心会意且镜鉴其失。“哈佛三杰”性格抱负迥异，然各自在文化传统之“道”的求索上，“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季羡林语），殊途同归。他们声气相求，休戚以共，毕生交谊历久弥坚，堪称学界典范。

    （作者单位：天津社科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