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出现高峰很不容易,与经济发展并非“同步”关系,也非堆砌助长。有的作家生前荣耀一时,过后慢慢被人忘却。有的作家生活潦倒坎坷,鲜为人知,可是经过时间的筛选,终于显露出应有的光辉。“高峰”历来非常少,它的可贵在于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粹,引领风骚而历久不衰,给后代无穷的启发。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总是有超越时代和国界的意义,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当前的问题是,不少文艺作品在经济大潮中,在社会上普遍弥漫的急功近利的风气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了自身价值。习近平同志在肯定文艺工作成就的同时,尖锐地批评了现存的问题:“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把讨好观众的低俗口味当作通俗,在描述人性负面因素的时候缺少作者应有的立场,为吸引观众眼球而故意制造外加调料,或者凭空追求怪异,迎合观众趣味而不积极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认为普及便是皆大欢喜,提高只为少数人,甚或与“为大众”对立起来,这样的观念不符合真正的群众观点。文艺如果失去了引领时代的先进思想,就失去了生命力。将文艺作品量化来看“繁荣”,也是一大误区。经济发展不能仅以GDP为标志,何况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绝对要求时代的高度、思想的穿透力。文艺不可能也不应当要求它“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要求文艺简单地为某具体任务服务,也是包含着急功近利的因素。
文艺是一个特殊领域。肯定这一点,决非让文艺工作者站在群众之上或边缘化。习近平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志存高远”。“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不能只停留在浮泛的贴近。到处都是生活,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之中。作家有别于普通人,用各自独特的眼光观察、体验,自觉地投入时代漩涡,真实地写所见所闻。作品的价值靠自由评论达到某种共识,求同存异。发挥评论的力量比单靠行政手段好得多。这是文艺的特殊性使然。评论者、作者互动,都要有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可惜浮光掠影者居多,坦言率真者少,“捧杀”与“棒杀”都令人生畏。反过来说,真正的艺术家也会在这样那样的风波面前立定脚跟。真正的评论家有独立的眼光,不受外界干预。评论的个性化与创作的多元化具有一致性。鲁迅说,在未有天才之前,先要有培养天才的泥土。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去行政化”对文艺体制改革有重要意义。只要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实干苦干,积跬步以成千里总会达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