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却出乎意料成为一段历史的起点。
时间拉回到33年前的1981年8月,光明日报编辑部收到一封署名“章连峰”的信,所言切中要害,议题极具见地:“建议通过建立教师节提升教师地位。”经历浏览、审读、筛选、编辑,这封信最终刊登在1981年8月30日《光明日报》一版。
这是每年千百封读者来信中的一封,谁也无法预知它的历史价值,以至于时至今日,经手的编辑们已然记不起它的来龙去脉,更别提作者为何人。
然而,它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乃至社会进步史上一个新的篇章,因为它,中国多了一个节日——教师节。
2014年,中国教师节走进第30个年头。欢庆之余,教师节因何而来?回溯历史的冲动在各大媒体蔓延。为了探得一个“水落石出”的答案,记者在9月初开始展开调查,并将目光锁定在本报那封署名“北京读者章连峰”的读者来信上。
细密梳理历史脉络,可以肯定的是,最早提出建立“教师节”的正是这位“章连峰”。接下来的问题是,“章连峰”究竟是谁?在采访了报社所有可能与这封读者来信有过关联的老编辑、老记者,并探访相关部门后,多种可能性出现在记者面前,“章连峰”未能还原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10月14日,《光明日报》教育时空版刊登《谁是教师节最早倡议人》一文,将调查初步结果公之于众。
没想到,似已“山穷水尽”的调查引来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关注。一通意外的电话,送来了“柳暗花明”的线索。
章连峰?章炼烽?
“‘北京读者章连峰’,或许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原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总编辑章炼烽。”提供线索的热心读者,是人教社教育编辑室主任刘立德。
1985年,教师节开始正式成为国家法定节日。那一年,刘立德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亲历了北师大第一届教师节庆祝大会。在那张四名学生高举“教师万岁”的经典照片中,还能找到他的身影。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他,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多年。“那天中午看到《光明日报》的报道后,我把报纸递给了部门的同事,大家议论纷纷,都很兴奋。”凭直觉,刘立德判断,“章连峰”可能就是章炼烽。通读完整篇报道,他当即拨通了与章炼烽共事多年的资深编审、原教育编辑室主任诸惠芳的电话,对方说:“很可能就是他。”
两人这番笃定的背后是一系列有迹可循的佐证:“作为我社的老领导,他曾经分管教育编辑室,大家,尤其是诸惠芳老师等对他都很了解。从事了一辈子教育事业,章炼烽长期关注教师群体,即便是离休之后仍然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教育类文章,呼吁关注教师问题。最重要的一点,章连峰、章炼烽,俩名字虽不同字但音近,极为相像。”
与此同时,他也透露了一个颇为遗憾的消息,章炼烽本人已于2004年去世,想要从当事人口中获取信息是不可能了。
斯人已逝,想要真正盖棺定论,只有从他的亲友口中寻找“蛛丝马迹”了。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没必要深入追究。况且教师节也设立了,就够了。”听到这个消息,章炼烽的妻子刘硕这样说。她还谦虚表示,自家老伴哪有那么大影响力。
已逾80岁高龄的刘硕,是一名人民教师。她在东北与章炼烽相识相爱,后随丈夫迁入北京,曾任北京师大一附中语文老师、政治老师、副校长。
家里干净、朴素,只是由于老楼的结构,阳光无法直射进来而稍显暗淡。章炼烽去世后,大女儿章薇一直照顾刘硕老人的生活起居。记者来时,正好赶上定居德国的二女儿章宛回国探亲。
岁月不饶人。而今的刘硕,听力已不太好。在采访中,她不断把耳朵凑向记者,努力不落下交流中的每一句话。在章宛的帮助下,刘硕回忆了章炼烽的人生经历,虽然一些具体的时间无法确定,不过她非常肯定地提供了重要细节,从30岁开始即从事教育工作的章炼烽曾多次在家中提及“建立教师节”的倡议,连节日的具体日期他也曾反复琢磨,定在孔子的生日,或者为开学日的9月1日。而章宛在得知教师节定为9月10日时,也曾有过“爸爸似乎设想定在9月1日”的记忆。另一方面,章炼烽一直订阅《光明日报》,而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便是光明日报原教育部高级记者杨智翰。但同样令人惋惜的是,杨智翰也于2013年10月1日去世。
在妻子刘硕、女儿章宛及人教社教育编辑室主任刘立德、原主任诸惠芳、人教社原图书馆馆长霍雅春的回忆中,各自掌握的细碎线索终于拼接上了,章炼烽的形象逐渐鲜活起来。
章炼烽,一生与教育结缘
章炼烽,原名冯连章,1917年10月17日生于河北省高邑县。
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他在1935年考取北平大学法学院,之后的两年,他一直在此学习。20岁的时候,与众多“文艺青年”一样,怀揣着抗日救亡的志向,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双十二”“一二·九”“一二·一六”等抗日救亡运动。特殊时期,特殊条件,1938年,他转战陕西城固西北联大法学院学习,在这里,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他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赴陕西宜川第二战区文化站任分站站长。1940年4月至1944年7月,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理论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在延安,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冯连章”改成了“章炼烽”。1945年,他再次选择进军东北,并在新华社西满分社先后任编辑科长、采访科长、分社社长。之后的一次调任,成为章炼烽人生的分水岭。至此,他与教育结缘,再未离开。
1947年9月起,章炼烽在哈尔滨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任秘书。1948年11月至1952年7月,在沈阳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先后任编审处副处长、处长兼《东北教育》总编辑。
章炼烽凭借宽广的教育视野,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在东北教育部编审处工作期间,章炼烽组织人力编写了东北大区中小学用的全部教材。其中,中学数理化生是以苏联理科教材为蓝本、结合我国实际编译的,开创了我国理科教材改革的先河。
1950年前后,章炼烽曾前往旅顺苏联中学参观,观察、借鉴苏联的教育模式,并与《光明日报》开始结缘。《光明日报》在1950年1月28日、29日、30日,连续三天刊登了章炼烽的文章《学习苏联教育的几个基本问题(上)(中)(下)》,他反对盲目照搬苏联做法,强调学习苏联应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受到了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的赞扬。
本以为要在东北长期工作的章炼烽,在1952年遇到了人生的又一次转折。那一年,由于章炼烽的文章频繁见报,以至于在之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以多收稿费”为由被人诬陷。然而,正是这些重头文章,让他得到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的欣赏,在钱俊瑞的帮助下,章炼烽背着“锅”来到了北京,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人民教育》杂志社。从1952年到1966年,他先后担任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
1952年,章炼烽作为中国中小学教师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章炼烽因此而写成的访苏杂记《我所看到的苏联教师》,4年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中章炼烽下放至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整整五年,直至1972年。之后5年,章炼烽在安徽省广播事业管理局担任党委副书记。
1977年8月,章炼烽调回北京,任人教社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总编辑,直至1983年6月离休。这段时间,他带领教育编辑室的同志组织编辑出版了一批直到现在仍具影响力的教育书籍。同时,已与章炼烽成为老朋友的诸惠芳和霍雅春,再次获得与其共事的机会。
1983年7月离休后,章炼烽依然热切关注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多次深入基层调查教育改革情况,调查报告《九源是个好榜样》,被中国教育记协评为1987年全国教育好新闻一等奖。1995年、1999年,章炼烽两次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80岁高龄之际,他还在《人民教育》发表了《要重视职业教育》等文章。
“我敢99.9%确定,章连峰就是章炼烽”
章炼烽、章连峰,虽然相似,但毕竟不同。
在刘硕看来,所有的“谜团”都已跟随章炼烽离世。“我和女儿都不是当事人,无法下‘肯定是章炼烽’的定论,但我们感觉很像他的作风。”
如果是章炼烽,他发表这篇文章后为何没有和家人说呢?
“爸爸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善言谈,为人也比较低调,这些事情在他眼中,可能都不是‘事’。”章宛说。这一点得到了章炼烽老同事们的一致认可。“既然他选择了笔名,那就一定不想让别人知道。根据我的了解,他就是希望设立教师节,别无其他。”诸惠芳前前后后与章炼烽共事了近十年。多年交往下来,她认为,“内敛”“低调”是章炼烽为人的标签。
当时在人民教育杂志社图书馆工作的霍雅春记得,“文革”初期有一段时间,章炼烽没事就泡在图书馆看书,彼此间的交流也渐渐多了起来。“那时候,他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去向,他还告诉我,实在不行,就去农村,当一个小学老师。可见他多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啊!”
与章炼烽家人的“不敢确定”相比,诸惠芳、霍雅春、刘立德等人教社员工则更加有“底气”。诸惠芳告诉记者:“我敢99.9%确定,章连峰就是章炼烽!”
他们之所以“底气十足”,来源于在教育工作方面共事多年的默契、熟稔。
他们这样推测:虽是人教社的副总编辑,但章炼烽是正局级干部。按照要求,如果他要以本名发表意见,就必须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核备案,这样一来,可能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而他或许仅仅是单纯想通过媒体呼吁建立教师节,所以,用笔名最简单省事。
诸惠芳和霍雅春都认为,这篇文章一定与光明日报教育部原高级记者杨智翰有很大关系。“他们关系非常好,同道中人。以前,杨智翰为人教社每个编辑室都订了《光明日报》。我们也经常看到杨智翰来人教社,在办公室与章炼烽聊天,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事实上,章炼烽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相对而言可能会容易一些,毕竟杨智翰更了解他。可惜的是,杨智翰也去世了,如果他还健在,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
光明日报教育部原记者王大龙曾经与这封信有过“联系”。据他回忆,当时关于教育的“读者来信”都应该是由本部门审阅编辑后签发总编室的,而那个时候,杨智翰就是教育部的资深记者。“俩人有联系,那么,的确存在章炼烽就是这篇来信作者的可能性。”
在翻阅、整理章炼烽相关材料的过程中,刘硕一家人找到了章炼烽曾经用过的工作本以及几张笔记纸片。
薄薄的一张纸片,证实章炼烽与《光明日报》的渊源。他在纸片上摘抄了《光明日报》1981年11月2日刊发的一段文字:“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建校80周年庆祝会上讲话中建议:母校找老学友总结一下过去的学习经验和老师的教学方法,供大家进一步办好学校作参考。”要知道,这张摘抄与“建议建立教师节”一文,仅隔62天。
在另一张纸上,章炼烽记录了某次会议的内容,并附上自己的体会心得:“第一,宣传教师,古今中外、着重当前。第二,搜集资料。第三,老教师回忆录。”
另外,章宛翻出了一本1995年由延安鲁迅文艺学院校友会内部编发的“校友录”,在本书第31页,文学部系名单第四届学员中,“章炼烽”的名字写成了“章炼峰”。而在本书第190页的通讯录中,确定章炼峰就是人教社的章炼烽(冯连章)。
“校友录这么写,说明父亲在延安鲁艺填写姓名时,用的‘峰’,而不是‘烽’。那个年代,改名常见,用相似的字代替也常有。这至少证明了父亲用同音字为名的可能。”章宛认为,从最早的冯连章,到章炼峰,再到最后确定的章炼烽,“章”“连”“峰”这三个字,在父亲的姓名变更史中都曾出现过。“这样一来,用‘章连峰’当笔名,有极大的可能与合理性。”
“种种线索都将章炼烽与章连峰‘画上等号’,但逝者已矣,谁都不好下100%的结论。而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有99.9%的可能,章连峰就是章炼烽!”诸惠芳激动地表态。
100%的努力,换来了99.9%的肯定。而我们,已无限接近了那段历史……(本报记者 晋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