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研究的一个新角度

    中西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著作，要跨越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时间维度，人们才能比较清晰地认识其不朽的艺术价值。这正如久藏地下而被挖掘出来的宝剑，越磨而越见其炫目光亮与无比锋利。《金瓶梅》正是这样部独特的小说。这部小说曾经很不名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探究的深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金瓶梅》研究取得了甚为丰硕的成果。

    近日，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清华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格非的《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作者从文本细读入手，不但紧密结合明代社会史与思想文化史，更以世界文学与文化的眼光，悉心解读这部“天下第一奇书”，使人们对之有了许多全新的认识。本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为《经济与法律》，侧重从经济与法律的角度去解析《金瓶梅》；第二卷为《思想与道德》，重点研讨《金瓶梅》的思想内容与道德判断；第三卷为《修辞例话》，旨在发掘《金瓶梅》不落凡俗、令人惊叹不已的叙事艺术。格非采用的是例话与随笔的写作方式，凡82篇，让人读来轻松自如，如沐春风。

一

    格非研读《金瓶梅》读得非常仔细。真可谓洞微烛幽，而其立论则高屋建瓴，殊为深邃。格非在第一卷中悉心梳理《金瓶梅》中若干重要地理位置，分别写了《清河》《清河国》《临清》《钞关》《淮上》和《南方》等数篇，颇多创见。在《清河》篇中作者写道，《金瓶梅》沿用《水浒传》“武十回”情节，将《水浒传》的阳谷县改回到了清河县，“表面上看或许是属于细枝末节”，实则关系重大。这不但“为正面描述依托北运河而兴盛之北方商业经济社会，选择一个相对可信的地理位置”，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作者在呈现明代商业经济活动影响之下的社会现实和伦理方面，有了全新的考虑”，亦即“在描述社会现实方面另开新局”。因此，这种“地理细读”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金瓶梅》这部作品非同凡响的叙事策略。

    在《南方》篇中，格非指出：“作者似乎故意模糊了南北方的界限，南北交汇混杂。地理如此，经济、商业如此，人物如此，风俗、器物、食货、方言、戏曲、游戏也莫不如此。这种虚实结合的构思，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明末社会由于商业的发展、社会形态和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而导致南北文化交相融汇的基本面貌，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全新的地理、人文和社会视野，展现了作者独辟蹊径的崭新叙事气度和格局，揭示出作者在艺术表现手法及修辞方面的野心。”《金瓶梅》中的地理位置，并非没有人研究过，但像格非这样见微知著，通过“地理细读”，读出《金瓶梅》作者如此巨大的良苦写作用心，进而给人以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艺术启示，当世恐无人能出其右者。

二

    格非研究《金瓶梅》有着宏大的学术视野。本书序云：“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于16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考察，如果不联系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金瓶梅》中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释。”格非研究《金瓶梅》确乎不仅仅用中国小说史与文化史的眼光，还具有世界小说史与文化史的学术视野，将《金瓶梅》所描写的有关问题给以“全球定位”，进而揭示其世界性的价值。

    例如，在《同心圆》篇中，格非指出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勾画1400年—1800年间的世界经济地图时所看到的一个“同心圆”，与我们在《金瓶梅》中看到的“同心圆”，有重合的部分。作者因此在本文最后得出这样的判断：“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经济格局的变化，迫使中国自明代开始，出现了微妙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传统道德、法律及社会管理模式与经济发展的惯性和动能之间，产生出极大的冲突和矛盾。而所有这些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在《金瓶梅》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显然，倘若只通晓中国学术，很难充分认识到《金瓶梅》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已与当时的世界经济格局紧密联系在一起。

    此外，在《伦理学的暗夜》《自然、本然与虚无》等篇中，作者更是从广阔的西方哲学史与文学史背景入手，特别是将《金瓶梅》的创作与18世纪法国作家萨德的情色文学创作作比较，指出它们以共有的情色修辞叙事艺术与激烈的反道德倾向，表达对社会的批判精神，是对他们所处时代与世界所认可价值的“蓄意颠倒”。在《故事》篇中，格非指出，《金瓶梅》新旧交织的叙事方式，完全可以与《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和《堂吉诃德》相提并论。《桂姐唱曲》篇则说：“《金瓶梅》中‘共时性’的场景叙事模式，在西方小说史上，要迟至20世纪初才被发明出来。”凡此，作者无不以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广阔视野，多方彰显《金瓶梅》在世界文学史上卓尔不群的艺术成就。

    与此同时，格非也从比较的视野，指出《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如《市井与田园》篇写道，即使从描写商业活动看，“对比明清之际的其他小说，《金瓶梅》从布局、主题到题裁，都堪称一部全新的作品”；《真妄》篇云：“‘真妄’或真伪观的确立，也为中国的章回体小说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自然、本然与虚无》篇说：“如果说《金瓶梅》是对于一个世界的蓄意颠倒的话，那么，它伟大的后继者《红楼梦》则对它进行了再次颠倒。”

三

    格非研究《金瓶梅》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格非写作此书，不时与当下社会联系起来。他在序中说：“我甚至有些疑心，我们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正是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发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转折的一个组成部分。”《金钱崇拜》篇云：“西门庆人格的矛盾与伪善，毫无疑问，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伪善如出一辙。”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当下社会，较之四五百年前，无疑是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了，但在社会人情的某些重要方面，却并不同时进步。宁宗一先生就曾指出，《金瓶梅》是留给后人的禹鼎，它“所发出的回响，一直响彻至今”。因此，格非作上述判断时，其内心无疑是无比沉痛的。这一方面固然展示了他之俯察古今与中西宏阔的学术襟怀，但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严肃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时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深深的忧患意识。

    格非在评论《金瓶梅》主要思想倾向与西门庆这个人物形象时也是彻其底蕴，颇多新见。《书名之寓意》篇云：“作者透过色欲展现世情人伦，透过世情来书写16世纪中国社会的经济、商业、道德、法律、官场及种种世态，方为全书的关键。”《无善无恶》篇进一步指出：“《金瓶梅》的立足点，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全方位批判。这种批判过于严厉，不留任何余地，使作品弥漫着强烈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气息，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引入佛道，作为世人在绝望现实中可能的超越性出路。”这就既简要而又深刻地阐明了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此主要思想倾向。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