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郑声的流变

    郑声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国，是与朝廷雅乐相对的一种地方性音乐。

    孔子服膺周礼，竭力捍卫雅乐，因而“恶郑声之乱雅乐”。细检历代典籍，也可以发现对郑声的挞伐史不绝书——“郑音好滥淫志”“淫于色而害于德”“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郑卫之曲动而心淫”。这些批评或谓郑声害志，或谓郑声害德，或谓郑声害性，郑声在世人心目中成了不折不扣的“恶之花”。

    有意味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国位于中原腹地，而唐宋以后作为负面符号的“郑声”却远远超越了这个地理阈限。由于唐代精神闳放，魄力雄大，所以西域音乐大量传入中土。对域外文化的借鉴吸收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但是也遭到了文化保守人士的反对，他们把“以夷变夏”和“以郑乱雅”作了同样的理解，给域外音乐也贴上了“郑声”的标签，于是“郑声”便成了对域外音乐的蔑称。

    “韶响难追，郑声易启”，阳春白雪的韶乐，尽管尽善尽美，但是曲高和寡；下里巴人般的郑声，因为适合大众口味，所以有许多拥趸。魏文侯就曾经坦诚地说过：“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也揭示了秦王嬴政的价值取向：“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一度使魏国成为中原霸主；而秦王嬴政后来成了始皇帝，开创了大一统的局面，奠定了中国地理版图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见喜爱郑声并没有妨碍他们建立丰功伟业。

    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有精华的因子和糟粕的成分，可以对其进行理性的批判，但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而正是不同性质、不同层面、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融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繁荣进步。所以对传统文化中“恶郑声”现象进行原始要终的考察，对于矫正我们的文化思路，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都不无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