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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11月28日 星期五

    民族工商业的艰难转型

    ——观电视剧《当家大掌柜》

    杜学文 《 光明日报 》( 2014年11月28日   12 版)

        电视剧《当家大掌柜》是一部以中国传统工业作坊“老白清”酒为题材的作品。它以生动曲折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传统工商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转型与痛苦蜕变。

        中国是酒的故乡,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代表意义的符号,其中蕴含了中国人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虽然中国的酒文化历史悠久,蕴意深刻,却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时刻经受了来自生产经营方式和哲学文化品格的双重考验。传统的酿酒方式是家庭式手工作坊,生产量较小,用于市场交换的规模也不大,依靠酿酒者的心智经验,使酒比较充分地体现酿酒者的人格品性,因而延伸出人对酒的一种哲理性感悟,所谓以酒喻人,以酒品事。中国至少从神农炎帝时代就有了用于交换的市场,至少在尧时已经有了大规模的生产方式。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流。中国曾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但这种发达只是农耕社会的发达,而不是现代工业的发达。因此,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中国受外来文明的冲击,不仅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生产方式也产生了从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转化。

        19世纪中期,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侵略挤压,特别是所谓“洋酒”乘风破浪式地随着武力、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以《当家大掌柜》中的“宝泉益”等酒作坊为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工商业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要想生存发展,必须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生产的规模问题。没有规模就没有竞争力,传统的一家一户的资本难以使规模扩大。其次是生产方式与经营模式的问题。如何整合更多的生产资源,并统一在一个标准下进行生产,也是传统手工作坊急需解决的问题。再次是关于商与道的统一问题,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话题,而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大课题。可以说,电视剧《当家大掌柜》比较好地展示了中国商人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依靠智慧与创造解决了这些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从而为中国从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化工业经济转型作出贡献的过程。

        要扩大生产规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本的大规模集聚。西方先发国家在其完成原始积累时,依靠国家政权的支持,比如投资入股、授予公司行政权力、建立武装力量等来开拓海外市场。在海外市场被先发国家瓜分的条件下,中国已经失去了这种可能性,而且这种以掠夺、武力、不平等条约等方式进行的殖民贸易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不符。总之,在20世纪初,我们的电视剧主人公肖子富、史纨清等出现的时代,这种积累已不可能。但是,中国的传统工商业仍然需要完成自己的积累,以扩大生产规模,这是传统手工作坊向现代工业转型必须跨越的门槛。所以,电视剧里肖子富等人通过“公开募银”的方式对原来属于史家的“宝泉益”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使一家一户的小规模作坊变成了众多资本参股的股份制“公司”。虽然在电视剧表现的那个年代中,还没有“公司”的概念,但其实质正是一种顺应现代工业发展潮流的举措。

        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宝泉益”的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相应地,其生产方式、经营管理方式必然发生改变。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季宗齐深知,东洋在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过程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工业化程度在当时领亚洲国家之先,因而深信实业救国之道,希望能够在“宝泉益”实行东洋化的,实际也是西洋化的“改革”。他说服东家史纨清采用新的生产管理方式,进行全面改革。但是,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许许多多的错位。工人们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酒的品质下降。新的薪酬制引起内外反对,使“宝泉益”的影响、信誉以及内部管理都出现了问题。所谓的“销售代办处”被人利用,损害了合作方的利益。总之,季宗齐简单搬用东洋模式使“宝泉益”陷入全面的困境,以失败告终。但是,这种简单照搬带来的失败并没有使中国的商人彻底失败。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理智与能力,开始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道路。当家大掌柜肖子富认真思考,仔细分析,吸纳了其他模式的成功经验,考虑了“宝泉益”的实际情况,形成了新的改革方案,不仅使其生产能力得到了提高,而且稳定了“宝泉益”的市场。

        在《当家大掌柜》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酒”与“道”的问题。酒是物,是器,而酒并不仅仅是代表这种“物”与“器”层面的商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酒也代表一种“道”,即社会生活哲学意味的价值体现,比如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与投资者的关系,与人生的关系等等。所谓酒的淳、厚、绵等评价,除了是对酒的品质的认定外,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人格理想。在这部电视剧中,比较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商人的人格操守与道德选择。面对商业竞争与生产规模扩大引起的经济效益的增长,他们没有单纯追求企业的经济收益,而是认为不能欺诈消费者,更不能独享荣誉利益。他们追求的是共赢式的生存发展。在他们看来,经商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得到经济效益,更主要的是不能丧失了自己的人格操守。在“利”与“义”这对矛盾共生的价值取向面前,他们更看重的是义,是道义、大义,是商人应该坚守的信义。这种为商之道不仅使他们保持了良好信誉,而且优化了社会价值取向,从而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在这部电视剧中,有许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阐释,比如史家二少爷史承康与季宗齐讨论酒的“曲”是什么等等,都充满了中华文化的智慧。

        电视剧《当家大掌柜》把故事置于辛亥革命前后,大有深意。辛亥革命是中国从封建王朝走出,奔向民主共和的划时代时刻。这也从一个侧面寓意着中国传统民族工商业从农耕文明走出,向现代工业转型的时代是一个摧枯拉朽、改朝换代的时代,是一个中国经历了落后、挨打走向复兴的时代。这一历史时期,有追求、有志向的中国人纷纷探寻救亡图强之路。有的相信教育救国,有的进行文化运动,有的企图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季宗齐等人则希望通过兴办实业使国家强盛。他们的选择各有不同,也许不能简单地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但是,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没有麻木,不再沉睡,而是正在觉醒。他们的探索经历了各种曲折,甚至失败,但他们希冀中国复兴的雄心壮志和尝试努力却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传统民族工商业也在这样一个痛苦的转型中得到了发展壮大。(作者为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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