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小桥，流水，人家，是江南城镇的特色。上海，是人多拥挤的城市；所谓“大上海”，主要是人多势众，百样纷陈，影响巨大。上海人家，真正的老上海本地人不多，绝大多数就是在上海城市扩展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外国人，按今天的叫法，就是新上海人。无论来自内地还是外国，这些新上海人努力建设这块土地，将其变成热土，对有的人而言还是乐土，使得上海形成“异质文化”多元并举的局面，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观察这些上海人的家庭结构与谋生历程，其籍贯、婚姻、职业、生计，可以具体明白些“海纳百川”的功效和所谓“海派”的由来，进而晓得海禁、封闭是万万行不通的。
上海因港而兴，因商贸而起。与广东一样，先是林林总总的洋行、货栈、商店出现，再是工厂应运而生，于是，大量从业人员就从各地纷至沓来，先从小角色做起，再慢慢发展。不少人从伙计升级到老板，或跳槽另觅高就。他们来沪基本靠亲友介绍，甚至谋生的企业就是家族式管理，所以，他们后来成家，有“家小”，大多也是族人介绍或联姻，一般由媒人去家乡物色，然后带到上海来成亲，生儿育女。于是，一拖二，二变三，三生万物，七大姑八大姨就这么诞生出来了。这部分家庭，占了上海市民的相当部分。
“洋泾浜”型小市民
上海首先是个崇洋的城市，吃上“洋”饭的算是比较优裕的家庭。即使做了“洋盘”，似乎也胜过“土豆”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个“容”，起初就是容“洋”。社会对舶来品比较崇拜，洋油，洋火，洋伞，洋袜，洋布，洋琴，洋蜡烛，好看叫“蛮洋气”……崇洋（不是媚外）心理比较普遍。靠着与洋人做生意，或者入“外企”挣高薪，有的人家开始富裕起来。叫这类人家“假洋鬼子”太过刻薄也并非事实，至多是“洋泾浜”人家吧。他们是小市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社会的稳定因素。
这类人里面，有叶澄衷这样的从杂货店员、外轮供货商到银行巨子、慈善家，有其他名人富商，但我们更关注普通人家，他们更具有代表性，怎样有一份收入略高的工作，一家子怎样在上海度日生根。
顾得人家庭。顾氏民国元年（1912）出生在临近上海的昆山石浦镇，是长子，后来下面有三个妹妹（存活）。六岁上，被寄养到上海亲戚家中，稍长去新式学堂读书，毕业后在亲戚开的店里做帮手。由于机灵活络，加上约一米八的个头，又天生乐观豁达，热情诚恳，亲戚便介绍他去美国人开的保险公司应聘。当时应聘者很多，最后只剩下两人，总经理就命比赛写字，结果顾得人胜出，他的那手行书作为职员可算上乘。他在保险公司做到第4 科科长，收入颇丰，加上省吃俭用，也就有了点积蓄。几个妹妹先后来上海读书，父亲去世后，他将老母也接来上海，老母是小脚，基本就在家里享清福，家务请了“钟点工”来帮忙。接着，顾得人做了平生最得意的事情——在一个月内办成三件婚事。一是嫁妹，两个妹妹同时在一个月内出嫁，置办嫁妆等都由他这个兄长负责。二是自己的婚事，由媒人去昆山乡下招亲，最后在茜墩镇（今千灯）上觅得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来做太太，但事到临头妹妹怕羞躲起来不见媒人，结果姐姐顶替来沪，择日成亲。
当时家里买了老式唱机和许多胶木唱片，播放京剧、丝竹名曲，也为老太太解闷。时值多事之秋，社会不乏混乱，小民委屈辛酸也就在所难免。如日本人占领上海时，顾得人有次发薪日下班坐黄包车经过大世界，被一个日本兵招手拦下搜身，结果抄去刚到手的一个月工资；某次有客户开“空头支票”毁约，顾得人急得吐血……
1949年后，实行公有制，外资撤离上海。开头几年，百废待兴，解决许多旧政权遗留的顽症，顾得人凭着公司发的遣散费，精打细算支撑下一家老小开销；后来，他由工商联分配在农场做会计，虽然收入不能和从前相比，但孩子上大学、中专都不用学费；大儿子上师范还有补贴，毕业后服役，成为一名海军航空兵教员，更使顾家成为“光荣人家”；孩子毕业，先后由政府分配工作，分别做了外交官、教师、机关干部、工人，一一成家立业。顾得人于1996年患癌症之后坦然平静地去世，无牵挂，无痛苦，享年84岁。顾老太太2012年无疾而终，享年97岁，逢人便说“我活得太长了”。顾家是一个有稳定收入、适得其所、自得其乐的家庭，算得上社会稳定家庭。
“三毛学生意”型人家
上海，是产业工人的大本营，许多实业的半壁江山在上海，如纺织业。工人靠技术吃饭，师傅带徒弟，以前手工作坊是这般规矩，而流水线大机器生产也还要靠传帮带，有些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工序更要徒弟拜师傅。不妨说，这是张乐平漫画中“三毛学生意”式的类型。工人来源，多数是家境困苦的安徽、苏北、浙江山区等地农民，后来遇到家乡天灾，更多人来上海逃荒谋生。三毛漫画中，小三毛想象着“上海”两字下面，是一大碗米饭和幢幢高楼，不禁露出笑容，这代表了当初闯荡上海的许多穷苦人的想法——吃饱肚子，住上房子，也就是最基本的温饱生活。但工人家庭，能保住饭碗的不大容易，特别在饥荒年头，能进厂子里做工很难；就是做了工，也还是处于生活链的下层。
小说《上海的早晨》女主人公之一沪江纱厂女工汤阿英家庭，可以说是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之家。她原是无锡乡下农民，有“白毛女”式遭地主欺负的遭遇，后来就到上海投靠老邻居秦妈妈。“秦妈妈在上海混的不错，”因为“乡下日子不好过，很早以前就到上海谋生去了，现在是沪江纱厂的接头工，在上海落户了。”其实，所谓“混的不错”，也就是有份工可打，“落户了”住的是草棚棚。汤阿英先由秦妈妈向车间“拿摩温”送礼偷偷进厂学了半个月接头技术，到正式招工时考试合格，于是成为一名“纺织娘”。在纺织厂的工人里，男的大部分是机修工。机修工找纺织娘成家，真是天经地义。汤阿英暂住在秦妈妈的草棚棚里，对面棚棚住的是本厂机修工张学海和他妈妈，父亲早年给日本人做工时死了。这两家门当户对，一经走动就成了亲，汤阿英成了孤儿寡母的草棚棚新女主，生女儿巧珠。
汤阿英住的那间草棚棚现在更暗了，从外边向里面看去，只是黑乌乌的一片，啥也看不见。要在草棚棚里站一会儿，慢慢才看清楚。一进门右手摆着的那张床是用砖头砌成的，有一尺多高，上面都铺了一层稻草，算是褥子，灰黑了的褥单和打满了补丁的蓝印花布的被子全卷了起来。床对面贴墙摆着两张板凳。靠板凳的上头，放着一个洋铁皮炉子。锅里的饭已经焖熟了，散发出的饭的香味给浓厚的潮湿的泥土的气息掩盖住了，一点也闻不出来。人字形的芦席的屋顶很低，给洋铁炉子的烟熏得黝黑。草棚棚里没有一张桌子。屋顶低也有它的好处，汤阿英的剪子和铅笔这一类的小物事就插在芦席里，抬起头一伸手便可以拿来用。
棚户区是上海家庭房荒中的大问题。1949年，上海200户以上的棚户区就有322处，主要分布在沪东、沪西工业区，至少64400户人家过着草棚生活，人口在100万人以上，尚不包括小片区域和散户，而当时上海总人口是400万。当然住棚户的不全是工人，还有其他职业或无业游民。起初上海的工人有住楼房的，但抗战开始，难民激增，棚户也就蔓延，成为城市规划、新建中一个老大难问题。
知识阶层家庭
随着城市文化发展，新生的知识阶层，与前一部分中的成功人士或许略有重叠，但这里主要是指从事文化职业的人，报人、出版者、教师、作家或自由撰稿人、演员或艺术家，还有宗教界人士等。这类家庭，是新旧参半。所谓新，是婚姻双方都是新式知识分子，双方自由恋爱，是洋学堂同学或同事；所谓旧，是一方接受过新教育，具备新思想、新学问，另一方还是老乡出身，传统身份，做做家务之类，这以男方为名人的居多，有的就干脆新旧兼顾，外室、正室兼容了。
兹举应修人家庭为例。应修人1900年出生在浙江慈溪，1914年到上海豫源钱庄做学徒，三年满师后留下做店员，1920年供职上海中国棉业银行。由于捧上银行“金饭碗”（当然得看银行效益），收入尚可，他就购书读书，并与钱庄业好友沈滨掌、杨井眉、谢旦如等合办“上海通讯图书馆”，出版图书馆月报，组织图书馆共进会，郑振铎、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名人都是会员。1922年与汪静之、冯雪峰等组织“湖畔诗社”，自费出版诗集、文学刊物《皎月》《支那二月》。可以说，应修人的文化团体成了当时宣传新文化的一个中心。
从应修人日记得知，他1917年十七岁时已经有了家室，只是一直在慈溪乡下。在当时的环境下，父母做主乃至指腹为婚都是正常的事情，特别在乡下，男子十几岁成家不算稀奇。但青年应修人特别好学、求知欲强烈，他读过私塾和新式小学，喜欢写诗，读英文，又梦想改造农村，自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科技图书如《土壤学》《肥料学》《新农业》等。他又寄希望于尚在老家的“秀妹”，还经常邮寄些进步书刊回家让妹阅读。从日记中略知，秀妹的文化程度并不高，认识的字有限。而应修人并未将书刊寄给妻子，可见妻子应该是很旧式的人物了。数年后，应修人在上海找到了知己，可说是“书为媒”的结果。上海一家人，形式种种，故事应该就从你我的父辈、祖辈讲起，而眼下又是新的一轮海纳百川的开始，多少年后又要回过头来从21世纪初讲起了。
（摘自《上海市民考古手册》，上海博物馆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