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怎样的增速才合理

    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进入换挡期。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平均年增速达9.8%。如何看待放缓的经济增速？怎样的经济增速才算合理？哪些因素将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产生影响？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

增速放缓意味着什么

    从今年分季度GDP数据来看，在一季度“爬坡过坎”和二季度“温和改善”的基础上，三季度经济实现了“有质量的回落”，主要经济指标均处在合理区间，增速回落存在多重结构性约束，我国的结构调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记者：今年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低于今年前两季度的增长速度。怎样看待放缓的经济增速？这样的经济增速意味着什么？

    闫坤：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低于前两季度。增速回落存在多重结构性约束：一是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面向产业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等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二是第三季度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外部需求疲弱的外部环境；三是房地产业下滑对相关行业产生较大的下行压力。在这种复杂的结构性约束中，在定向调控没有较大动作的前提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的势头，说明我国的结构调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从结构上看，前三季度，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为9∶44∶47，与2013年第三季度和今年第二季度的数据相比，这个数据变化不大，我国经济结构基本保持稳定。

    从投资的角度讲，今年1—9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相较1—8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今年1—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二季度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消费结构有所调整。

    前三季度，我国CPI和PPI出现显著回落，原因指向结构性失衡：一是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二是猪肉与鲜菜价格均同比回落；三是烟酒及用品等非食品价格下降；四是内需不足，企业销售下滑，企业库存加速增长，市场供大于求，价格下行；五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对工业品价格的形成有较大压力。但在进出口上，前三季度的数据延续了我国今年进出口形势逐季好转的趋势，同时，贸易结构也得到了优化。具体表现是：一般贸易较加工贸易增长更快；与欧盟和美国的双边贸易增长均超过10%；中西部地区外贸出口保持较强动力，东部省市对外贸易所占比重回落；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微降；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另外，居民的收入结构也有所优化。前三季度，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实现了收入结构优化。但增幅同比回落，显示出当前经济增长乏力对居民收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今年我国的就业面临比往年更加严峻的形势：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大学生毕业人数再创新高，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就业需求和再就业需求较大。

怎样的经济增速更合理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特殊时期。中长期来看，实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能够提供具有持续激励的经济体制和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从而促使社会纵向流动性加快，避免出现社会阶层的固化。

    记者：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赋予经济发展一个适度的增速，其意义何在？合理增速的区间为多少？哪些因素将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产生影响？

    闫坤：我们在测算我国经济“新常态”时期的合理增速目标时主要对我国资本存量、劳动力要素、全要素生产率三方面数据进行了相关的测算，通过生产函数的计算进而估算出在“十二五”时期，也就是2011年到2015年间，我国的平均潜在GDP增长率约为7.6%。在“十三五”时期的“新常态”下，即2016年—2020年，我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6.7%，但这个6.7%的数据是没有考虑其他影响得到的数据。

    对“新常态”经济增速的判断还要考虑我国实际情况的影响。在政治层面上，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从十八大目标的政治层面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之后，我国GDP平均增速6.5%以上就可以完成目标。

    从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来看，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设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2014年年初，我国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我们通过测算认为，从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看，建设新型城镇化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各项需求将使得“十三五”期间，我国GDP增速保持在6.4%附近。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各种约束条件，比如债务压力和环境压力。综合而言，我国经济增速的“新常态”也将随着资源禀赋、环境要求、增长限制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合理经济增速将从2014年的7.5%左右，逐步降至2016—2020年的6.0%～6.5%区间。

怎样适应“新常态”

    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实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一个具有持续激励的经济体制和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从而促使社会纵向流动性加快，避免出现社会阶层的固化。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潜在增速的逐渐下降，全面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已变得更为迫切。怎样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具体到财政政策，又该作出怎样的选择？

    闫坤：加强宏观调控水平，保持“新常态”下经济的合理增速，为改革赢得时间。宏观调控作为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的重要手段，需要注意的最大问题是合理客观地看待经济增速中枢的缓慢下移，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目标的调整，不缺位但更不越位。“新常态”时期的潜在增速将持续变化，当前的宏观调控应该首先认识各个阶段不同的潜在增速水平，并力图保持短期经济增速在这一水平波动。

    托底社会政策，大力改善民生。应该加快建立起新型城镇化配套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增加对弱势人群的社会保障投入，加大对在职人员的技术培训，使得社会在经济增速总体中枢下移的“新常态”下保持稳定。具体而言，加快统一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的实施，加快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各项目标，加大对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平体系的建设投入。“新常态”下，就业水平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应该花大力气做好相关数据指标的监控，并做好相应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措施。

    此外，相比过去十年，来自部门之间资源要素有效配置的技术进步效应正在减弱，未来的技术进步将更多地来自部门内部自身效率的提升，这就需要更多改革放权带来技术创新。建议进一步放开行政审批，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加紧研究和实施各项政策，加快行业内部的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压力，提升行业效率。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步入中速运行的“新常态”，国家治理的思路需要适应“新常态”而做出战略调整。财政政策选择主要要把握几个要点：一是以经济增长“新常态”为前提；二是为长期制度建设做好铺垫；三是引领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趋势。

    具体来说，税收的任务主要是进行结构调整取向的税制改革。财政事权的划分原则，要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大前提，政府活动的宗旨是为市场服务，财政只为政府应尽的职责提供保障。明确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分别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此外，财政部门与非财政部门的事权划分，要改变某项事业支出与GDP或财政收入的规模或增速挂钩的做法，在部门预算和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实现财政资金分配的供需平衡。（本报记者 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