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适应新常态

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适应不可改变。因为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增长速度自然要回落，犹如滚雪球一样，当雪球小的时候，可以很快翻一番，随着雪球体积的增大，速度必然要降低。世界各大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中都出现过这种趋势。当然，速度降低并不影响总量继续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带来的增量比10年前增加10%还要大。

    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有助于缓解资源、能源、环境的紧张状态并从根本上缓解产能过剩。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在促进综合国力、城乡居民收入快速提高的同时，一方面造成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能源难以为继，供给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资源、能源严重依赖进口，水、土壤、空气等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社会代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行业产能过剩，产品供大于求，造成了资源严重浪费。通过强力刺激、大规模扩大投资虽然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但会产生更多的矛盾，显然不是正确的选择。

    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并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中经济方面的重要指标就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2%。就经济增长率来看，2011年至2013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2%，从2014年至202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只需要增长6.8%即可实现预期目标；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来看，2011年至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5%，从2014年至2020年，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只需分别增长6.7%和5.8%即可，而目前我国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显然可以提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和人民生活目标。

    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同样可以创造出新的世界奇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从1980年到2013年，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4个年份达到5%以上，美国只有9个年份达到4%以上，日本只有8个年份达到4%以上，巴西只有三个年份达到7%以上，印度只有9个年份达到7%以上，南非没有一个年份达到7%以上，俄罗斯自1993年以来只有5个年份达到7%以上。过去30多年中国的快速增长已经创造了世界奇迹，未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能够保持在7%-8%，显然仍将是全世界最高的。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率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还指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常态。保护生态环境不是短期政策，而是长期的基本国策，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共同构成“五位一体”，从而也要求以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再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得一时的经济增长。

    经济运行的新常态还意味着要挤掉经济增长中的水分，实现实实在在的GDP。应客观地看到，过去高速经济增长中有一定的水分，既有来自消费需求的水分，也有来自投资需求的水分，还有地方在统计方面的水分。从消费需求来看，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居民消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从政府消费来看，伴随着GDP的快速增加，政府消费急剧膨胀，固然政府消费中的绝大部分属于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浪费，特别是在三公消费方面。居民消费也有浪费严重的现象，比如餐桌上的浪费就十分惊人。从投资需求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大拆大建以及因为经济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虚假GDP。从统计中的水分来看，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也不是个别现象。因此，挤掉水分，让GDP回归正常状态是客观要求。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仅指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我们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产生的黑色GDP，也不要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协调而产生的带泪的GDP。

需要实施更加精准的宏观调控

    国民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并不是任由其涨落，而是需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宏观调控就是政府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和结构上进行调节、引导和控制，以达到国民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特征，宏观调控不能消灭经济周期，但可以调控波幅。国民经济运行速度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而是要保持一个合理区间。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有所回落，但呈现出典型的稳定中速增长特征，2012年和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都是7.7%，2014年上半年保持在7.5%，从目前来看下半年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是党中央准确把脉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完善宏观调控的结果。两年来，党中央确定了宏观调控的上限和下限。上限就是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理区间，下限就是确保就业。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表明经济增长率过高，国民经济运行过热，资源能源等难以承载过高的经济增长；过高的失业率表明经济增长不能容纳更多的就业，国民经济运行过冷。近两年我国的CPI都保持在3%以下，属于低通胀区间，而城镇新增就业劳动力每年都在11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都在4.1%，调查失业率维持在5%，属于较低失业率区间。由此表明我国经济运行是平稳健康的。

    当然，在看到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同时，还应看到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适应新常态，战略上要保持平常心态，战术上需要高度重视，需要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征，适时适度出台精准的宏观调控措施，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调控国民经济运行，更加注重财政、金融、投资、产业、对外经济、消费等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更好发挥政策协同优势，更加注重激发市场活力，避免国民经济大起大落。

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是来自于优化经济结构。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已经完成了从二产占主导地位向三产占主导地位的转变，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已超过了第二产业，形成了三、二、一的产值结构。但我国的产业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除了少数产业技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外，大多数产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劳动生产率总体上比较低。从区域结构来看，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区域协调性大大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更多依靠外来投资驱动，自主发展能力不足、市场活力不足。从企业组织结构来看，大企业强，小企业多的格局正在形成，但不专、不特的问题突出。从城乡结构来看，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标志着我国真正进入了城镇带动农村发展的新时代，但城镇化和新农村质量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既需要提高城镇化水平，把更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更需要提高城乡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既需要提高城乡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更需要把城市公共产品更多地延伸到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从所有制结构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已经形成了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百舸争流的格局。但国有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活力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结合的优势还没有最终发挥出来。

    二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还体现在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改革开放之后，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虽然已大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巨大差距。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要把我国的制造大国变成创造大国，唯一出路在于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营销模式的创新，更多体现在缩小与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的差距上。

    三是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还表现在每万元GDP消耗的资源和能源进一步降低，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我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已经从1990年的6.97吨标准油下降到2000年的3.45吨，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2.76吨，但与当年世界平均水平1.81吨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适应新常态就是要进一步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