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价值是他的作品

    10月9日下午1时许，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正在街上遛弯儿，忽然听到他荣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他一下回不过神来，继续在外溜达，故而迟迟没有在焦急找人的媒体上露面。他所处的伽利玛尔出版社也没料到鸿鹄将至，或天上会掉下馅饼。社长安托尼·加斯东午后一直忙于其他事务，到四点半时才赶紧将莫迪亚诺请至社本部祝贺。加氏是既惊讶又惊喜，心态溢于言表。可是，莫迪亚诺却表示他获奖是件“怪事”。他结结巴巴地对一大群奉承者说：“我觉得被人分身了，感到自己判若两人……因为，这有点儿……总之，我想说，特别是……”他对蜂拥而至的提问者支吾一阵，干脆吐露：“一个作家，对他写的东西总有些盲目。我倒急于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了我。若找到缘由，自己也弄个明白。”

    莫迪亚诺是一个十分谦逊的人，淡泊名利，从不哗众取宠，不肯在时髦的热闹场合抛头露面，还曾拒绝进入法兰西文学院。从一个孤独的作家骤然变成受追捧的公众人物，着实令他窘迫难堪。当天，我得知他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于是赶到巴黎“同位书店”看他作品的出版销售情况，但只找到了他10月份刚出版的小说《让你别在区内迷路》。那里，女店主对莫迪亚诺获诺贝尔文学奖感到十分意外，说：“我们猜想美国、日本、白俄罗斯，或者肯尼亚几位作家可能获奖。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莫迪亚诺，尽管他是个很有影响的作家。此人极不善言辞，结结巴巴，当众说不出几句完整的话来。我不知道他将怎么应付当前的局面。”对此，我见法国《解放报》也载文道：“莫迪亚诺的一群追随者们企盼听到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说。可是，他能说出完整的句子吗？或许，他像惯常那样，用手势来表达意思，亦未可知。他身高一米九八，看来得另量身定做一套礼服哩！”

    在报道莫迪亚诺获得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法国媒体异口同声叫喊“出乎意料”，但却都是“喜出望外”。因为，法国作家获得此奖项的人数至今达到15人，可谓“莫大荣耀”，各家电视台均当作主要新闻播出，总统奥朗德专门向莫迪亚诺发了贺信，称赞他为国争光。据称，莫迪亚诺可以拿到八十万欧元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伽利玛尔出版社也将莫氏的新作《让你别在区内迷路》加印十万册，增付给作者一笔丰厚的稿酬。从更广的文学范围看，尽管法国国内一向视莫迪亚诺的作品为“小调音乐”，他在国外被看成“典型的巴黎怀旧作家”，然而一旦登上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将顷刻幻变成“大师”，巴黎文坛上空又闪现“一尾彗星”，给悲叹法国“文学危殆”者以莫大的慰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指导过中国研究生撰写关于莫迪亚诺的文学论文，又在北外编纂的《法国文学》（1980-2000）里对他进行介绍，涉猎其《星形广场》《夜巡》《环城林荫道》《阴惨别墅》《花墟》《蜜月旅行》《春狗》等主要作品，觉得他虽自云继承热拉尔·德·纳尔华的文学衣钵，却自辟蹊径，是一位具有个性的写实主义作家。现在，看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颁奖上给他贴的几个标签，感到都有些浮泛，与他本人文学创作的主导修辞格不甚相符。斯德哥尔摩可敬的判官们依凭莫迪亚诺跟普鲁斯特同为“洒水浇菊花”的辛勤园丁，因而称誉莫迪亚诺为“当代普鲁斯特”，纯系夸夸其谈，言而无中，近乎乱点鸳鸯谱。稍有世界文学知识的人都清楚，普鲁斯特的长河大作《追忆逝水年华》里涌动的是“意识流”，而莫迪亚诺则明确拒绝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其三十来部小说构成一个巴黎现实社会的“形象世界”。与之相适应，他在叙事中的遣词造句力求简洁凝练，通俗易懂，与普鲁斯特的“内心独白”，运用大长句子的筑梦格调迥然不同。法国现任总理瓦尔斯日前在电视上指出，莫迪亚诺的作品“简短而入木三分”。他道出了自己读莫氏小说的实感，也恰是该作家笔触的特征。何况，在谈及普鲁斯特的散文风格时，莫迪亚诺坦言：“我从十六岁时起就开始读《追忆逝水年华》，直到二十岁才读完……在小说里，我寻求一种简练的语言。归根结底，我始终在想，一个人若退而采用散文，那表明他是个拙劣的诗人。”显然莫迪亚诺不屑与普鲁斯特同归进“意识流”，而更欣赏鲍叙埃、海兹、塞利纳、奥约诺、贝尔纳诺斯、哈缪和海明威等“简约派”作家。

    当然，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两位法国现代作家雷蒙·格诺和保尔·莫朗，特别是前者。可以说，莫迪亚诺是在雷蒙·格诺的直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从年轻时代起就结识格诺，常上格诺在塞纳河右岸的家里午餐。后来，格诺当了他的证婚人，指教他阅读，还将他1968年写的处女作《星形广场》推荐给出版社。还是格诺让他光顾巴黎奥斯特里兹车站和第十七区的一些荒凉去处，从而引起他对“启蒙城”的浓烈兴趣。使法京的街巷、人物，以及其秘密，尤其是德军占领时期罗里斯通街的“法国盖世太保”皆淋漓尽致地出现在他的《夜巡》（1969年）等一本本小说里。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是根据莫迪亚诺是被公认的地道的“巴黎作家”决定给他颁奖的，认为莫氏充分“揭示了德国占领时期的那个世界”和“最难摸清的人类命运”。不过，这一颁奖意旨强调莫迪亚诺的创作是“回忆的艺术”，这种立论有失偏颇。所谓“回忆的艺术”，缘于“回忆的责任”，即历史的过来人有一种“回忆的义务”，可莫迪亚诺出生于1945年，并没有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生活，他小说里描绘的“巴黎黑市”原本为他的犹太父亲出没之地。他展示的德军占领场景全是从查阅旧报纸、年鉴和各类指南间接了解到的。因此，他1974年跟著名电影导演路易·马勒合写的电影脚本《拉孔布·吕西安》曾招惹非议。他叙述的故事《多拉·布鲁德尔》则是1988年9月在1941年12月31日的《巴黎晚报》上查到的一则“寻人启事”，由彼联想出来的。更有趣的是，他在《种畜系语》里描绘得十分动人的“中国长毛狗”系从家中的几张照片上看的。那只狗因遭他母亲抛弃而愤然跳窗自尽了。这些细节表明，莫迪亚诺并不是二战的见证人，并无“回忆的义务”，谈不上什么“回忆的艺术”。严格说来，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加冕的“回忆艺术”有些“空穴来风”，连他本人都不敢苟同。莫迪亚诺的作品并非仅限于描写巴黎生活场景，《夜草》、《失去青春咖啡馆》等数部小说的主题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本·巴卡事件等重大历史场面。诺奖评委会声言他们依凭莫迪亚诺的作品整体衡量发奖，却以“回忆艺术”归结其全部创作，显然自相矛盾。评委会完全按他们固有的框框，不恰当地虚拟结论，难免有损其“学术权威”，表露出在斯德哥尔摩正襟危坐的诸位判官既无应有的能力，亦无充分时间考察全球的文坛，却年年岁岁在北欧一隅对之妄加判断。

    总之，莫迪亚诺是一位对文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作家，其价值是他的作品，并非出自诺奖。在祝贺他获得殊荣的南非高音喇叭鼓噪声平静下来之后，法国一些有识之士静心思量，发现莫迪亚诺其实是个“反诺贝尔奖”（un anti-Nobel）人选，不适于进入“精英殿堂”。眼下的“意外”若不是诺奖的自我否定，就是又一出“西洋荒诞剧”。

    （沈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