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及立德修身的宝贵资源

    重庆梁平，古称梁山，400多年前，这里诞生和住留了两位“圣贤”，一位是儒学名流、理学大家、易学大师来知德（1526—1604年），另一位是佛教临济宗、曹洞宗两派的宗师破山禅师（1597—1666年）。

    来知德学识渊博，道德纯粹，生时即获得“三川高士”“一代大儒”“盛世真儒”等称誉。当时，科举当道，士子文人只读《四书章句集注》，心学末流“束书不观”，他却熟读经子百家之书，穷究天人义理之学，“冠道德，履仁义，衣百家，佩六艺”（《答客问》）。他学通三教而归本于儒家，躬行孝悌以尽其伦理，在儒学、理学、易学、子学以及文学等领域，都有精深造诣，自成一派，卓然宗师。时人郭青螺赞其“悟彻八关，惟逊志于道德性命之奥；节高三峡，不投足于富贵利达之场”（《太史来瞿唐先生年谱》）。

    来知德现存理学著作12种，学术“以致知为本，尽伦为要”（《明史》本传）。他突破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的成说，提倡遏止人欲以存天理、格尽物欲而致良知；指出《大学》的“明德”，即《中庸》的“五达道”，亦即践行“五伦”之教；主张“有物乃有理”“理在事中”，具有朴素唯物论的思想。他在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代理学、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克服汉学的繁苛、理学的空疏、心学的逃禅，进而将儒学思想落实到躬行孝悌、实践伦理上来。

    他穷三十年之力钻研《易经》，突破汉儒“卦变”、玄学“扫象”、宋儒“溺数”之弊，独辟蹊径地发明了“错综”学说，深入探讨“象、辞、变、占”结合的解《易》理路，成《周易集注》巨著。其所注所言，“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四库全书总目》本书提要），为后来者所追捧，研究和效仿者不一而足。特别是他创制的《来氏太极图》，独标“对待者数”“流行者气”“主宰者理”，颇合辩证法“事物是矛盾对立的”“矛盾是运动变化的”和“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等法则。

    他爱好文学，凡其所遇所感，皆付诸于诗。生平撰诗文集13种，快乐生活，快乐吟咏，自谓：“德蓬蒿之子，平生不以富贵为意，甘贫惯熟，偶得闻道，如自渊而升于天，日日是乐，文章自乐而得之者也。”（《答吴蒙泉》）刺史傅公叙《瞿唐日录》，谓其“六经、百家书无不读，乐道安贫，抱膝长吟，所著诗中更无一愁字”（《太史来瞿唐先生年谱》）。其创作风格平实自然，言之有物，不事雕琢。《自序》称：“随意兴所到，未计工拙，未曾学古人，亦未焚稿。”如在京师应举时，得家书听说父病母盲，遂焚路引而题诗：“莫遣红尘客子知，殷勤谢尔夜题诗。两行黑字催人老，一幅乌丝觉我痴。万里鹏程何足论，双亲鹤发已多垂。此中有路寻尧舜，东海宣尼是引师。”还以诗言理，自称“道言”，如：“昔年行远不知远，今日登高始觉高。知远知高天近午，泗滨伫目望飞舠。”（俱《太史来瞿唐先生年谱》）生动揭示了人生体味、事物认知将随阅历增多而加深的哲理。

    来知德生当晚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政治由盛而衰，君主腐朽沉沦，朝廷党争日烈，世风奢靡无度，士人无耻至极，民生艰难之至，四方扰乱不已，大的农民暴动已在酝酿之中。来知德不愿与世浮沉，毅然绝弃科举，追慕孔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是纯粹高尚的道德实践家。来知德不汲汲于科名利禄，在京师焚引之时，有朋友劝阻道：“本朝以科目为重，焚引别无路矣。”他却慨然说：“有圣贤一条路，做圣贤不要命。无论富贵贫贱，皆可能之。割断了科目一条肠，孔孟由我做去！”（《太史来瞿唐先生年谱》）平生以孔子“三戒”“四勿”、孟子“三好”为入圣之门，以为：“好勇、好货、好色，杀身也是此三件，亡家也是此三件，殃及子孙也是此三件。”（《省觉录》）以为消得三欲，便此心清明，一团天理，自然流行，与圣同域矣：“人欲既消，此身虽是血肉之躯，乃一团天理矣。既是一团天理，无一毫人欲之私，则能与天地合一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格物诸图引》）他一生躬行孝悌，少以“孝童”举，长因孝亲而辍考。晚年，朝廷以“翰林院待诏”的殊荣征辟他，亦被他婉转拒绝。来知德的一生，是学术研究的一生，道德实践的一生，也是为其乡党树立榜样、移风易俗的一生。立德、立言，堪称不朽。当时人称赞他“光风霁月”“一团天理”“无一毫人欲之私”，乃“瞿唐瑞气”“一代真儒”，又称他为“来夫子”“来圣人”！

    梁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知德一生研究《易经》，遵循“进德修业”，推尊“崇德广业”，追求“盛德大业”。其平生不追名，不逐利，不好色，不呈勇，是内修圣德、外履仁义的一代名儒。他的学术成就自是研究中国儒学史、易学史、文学史不可忽视的内容，他的高尚品德更是当下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重建、家庭美德培养、个人品德砥砺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伟大中国梦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