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独立公投已经结束,那里的居民以55%的比例否决了独立,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赞同了“联合更好”的主张,也许伦敦的英国政府可以松一口气了。虽然公投结果并不支持独立,但是公投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对苏格兰民族主义诉求是一个传播,使其广为人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苏格兰民族党(SNP)的目的。在这场公投的过程中,人们对苏格兰的历史和现状,以及苏格兰独立诉求的思想渊源有了更多的解读,从而更新了人们对苏格兰的认识,对其作为一个民族的认知。如果我们梳理一下英国文学对苏格兰形象的塑造,这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加深我们对以上问题的了解,从而增加我们对苏格兰民族性,以及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的理解。
在十八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第一部英语大词典的编撰者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Samuel Johnson)曾经到苏格兰游历,对那里的风景和人文环境有诸多赞美之词。但是在他编撰的那本著名的英语大词典中,他对“燕麦”词条做出了这样的定义:“燕麦在苏格兰被当成粮食,但是在英格兰它只是用来喂马的”。约翰逊叙述的也许是一个事实,但是口气上暗含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或者轻蔑,这是苏格兰人不能接受的。直到今天,人们都仍然对此耿耿于怀。约翰逊的言辞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感,不是因为他的言辞多么恶毒,而是因为它触及了苏格兰的痛处。苏格兰作为一个民族有着特殊的民族自豪感,但是由于地处英国的边缘,常常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除了中央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可能对苏格兰不利以外,有些英格兰人也存在着一种内化的优越感,不知不觉对苏格兰人和苏格兰民族流露出不屑的态度,就像他们对殖民地流露出那种态度一样。这可能会深深地伤害苏格兰人,也可能是苏格兰民族主义产生的温床。
苏格兰对英格兰的不满并不局限于歧视,而可能在于一种根本性的不平等。同样是在十八世纪,苏格兰著名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不仅仅歌颂苏格兰民族英雄:曾经战胜过英格兰军队的威廉·华莱士和罗伯特·布鲁斯,而且还表达了一种超越民族性的平等精神。比如在《致田鼠》一诗中,他讲述了他犁田时翻起一只田鼠,看到它仓皇逃窜的情景。他说,“修长、畏缩、受惊的小畜生,/……不要如此惊慌地逃窜,/我不会追赶你,我憎恨这样做”。他不但憎恨这样做,而且充满了愧疚,因为他毁了田鼠的家。他解释道:“有时我并不怀疑你偷窃,/但这又怎样呢?你必须生活!”。在当代,彭斯的诗歌被视为一种隐喻,它不仅揭示了人与动物的不平等,而且暗示了他那个社会存在的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我很抱歉人类的主宰/打破了自然的社会融合”。彭斯是一个乡村诗人,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得不到认可,爱丁堡和伦敦的文学权威称他为“农民诗人”,充满了蔑视。因此《致田鼠》所表达的平等思想可以从多个层次去理解:它包含了民族、阶级、文学层面的含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格兰民族党领袖亚历克斯·萨蒙德在政治演说中常常引用彭斯的诗。
其实,苏格兰和英格兰很难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是英格兰人还是苏格兰人?我们很难做出回答,因为拜伦的父亲是英格兰人,母亲是苏格兰人。当今英国的王室是苏格兰还是英格兰血统?同样很难断定,因为他们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的后裔。拜伦的父亲在他六岁时就去世了,他跟随母亲在苏格兰长大,直到大学毕业,他才继承了伯父的遗产,南下英格兰,成为了英格兰的贵族,被称为“拜伦勋爵”。著名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就称拜伦为“苏格兰诗人”。虽然拜伦把《唐璜》的故事移植到西班牙,但是其中的自传性质和苏格兰印记相当明显。比如,唐璜母亲的思想就具有浓厚的加尔文主义色彩(Calvinism),她在保证给予唐璜一个贵族式教育的同时,竭力强加一种禁欲主义的界限:不允许他阅读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的男欢女爱的故事情节。唐璜对于这种加尔文教派的禁欲主义有诸多反感,而加尔文主义就是在苏格兰影响深远的宗教派别。
艾略特是美国人,仅仅在英国定居,他可以说是一个局外人。从他的外部视角来看,苏格兰文学并不存在,仅仅是英国文学的一部分,是英国的一个省份的文学。的确,这是局外人对苏格兰文学的典型印象,全世界的英国文学读者都会阅读彭斯、司各特、麦克德米德等苏格兰作家。艾略特跟他的英国前辈一样,也曾经到苏格兰高地游历,写下了一首《兰纳克,格伦科附近》的诗篇。兰纳克是一片荒野,位于苏格兰西部的威廉堡市的格伦科山附近。艾略特的诗中描写了一片人迹罕见的荒凉景象,类似于《呼啸山庄》中的荒野:“乌鸦饿死”、“野猪为猎枪而生”、“物质在稀薄的空气中解体”。苏格兰荒野的典型植物是石南,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野草。苏格兰的国花是蓟,也是生命力极强的野花。它们代表了苏格兰民族的性格,有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倔强劲。这片土地记录着苏格兰的历史,“道路蜿蜒/古代战争的倦怠,/折断兵器的消沉,/混乱错误的喧闹,/都陷入了沉寂”。艾略特明白战争记忆不会轻易地从这里消失:“记忆强大,/可超越尸骨。自尊折断,/但自尊的影子很长”。
苏格兰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苏格兰民族党(SNP)成立于1934年,其前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苏格兰民族运动(SNM),以及成立于1928年的苏格兰国民党(NPS)。二十世纪上半叶苏格兰最著名的诗人休·麦克德米德(Hugh MacDiarmid)与两者都有很深的渊源。他对苏格兰民族运动的贡献在于他重组了苏格兰的文学传统,推动了苏格兰语成为一种文学语言,从而促成了苏格兰的文学复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民族独立首先是语言独立,他创造并推动了苏格兰“民族语言”在文学中的使用。在另一个层面,麦克德米德将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康沃尔郡连接起来,想象了一个“凯尔特文化带”(Celtic ring),即一种有别于盎格鲁-萨克森文明的文明。在一首诗歌中,麦克德米德写道:“全世界的玫瑰我都不要,/对于我来说,我只要/ 苏格兰的白色小玫瑰/它散发出浓郁而甜美的芳香”。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苏格兰的公投否决了“独立”,但在文学的浪漫想象中它早已是一个独立国家。近年来,一些批评家逐渐将“后殖民研究”引入苏格兰文学批评,为它增加了一个后殖民维度。虽然苏格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历史,但是不少苏格兰人有被殖民的感觉。迈克尔·赫克特尔(Michael Hechter)在《内部殖民:英国国家发展中的凯尔特边缘》一书中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与英格兰的关系定义为“边缘”和“核心”的臣属关系。他指责英国将治理海外殖民地的方法运用到苏格兰和其他边远地区,使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从而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掠夺。他说这与美国对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对原住民采取的内部殖民政策有相似之处。唐纳德·马考利(Donald MacAulay)在《凯尔特语言》一书中讲述了1709年英国政府的“苏格兰基督教知识传播协会”对苏格兰的学校教育进行控制,强行推行英语教育,禁止使用凯尔特人的盖尔语。他暗示这些措施野蛮地肢解了苏格兰高地的文化,淡化了苏格兰人的民族意识,使一种古老的语言和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从而强化大英帝国的认同感。
然而事实上,苏格兰并不是大英帝国的受害者,与印度、埃及、加勒比海地区等前殖民地有根本区别。应该说,以英格兰、苏格兰为主体的联合王国共同建立了大英帝国。苏格兰人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参与了殖民活动,为大英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代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克洛福德(Robert Crawford)在《索尔特克兹结构主义者》一诗中,列举了苏格兰工程师在埃及修建铁路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然而他们回到苏格兰后反而看到一派落后的景象:苏格兰似乎比殖民地还落后。因此,苏格兰想要脱离英国的民族主义倾向始于一战后大英帝国开始衰落之时,这种倾向随着英国的全球影响力逐渐降低、经济逐渐衰落而有所增强。这也是当今全球民族主义的显著特点:繁荣时愿意在一起,衰落时就希望离开。
极端形式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视英格兰为敌人,同时也有将敌人的敌人都视为朋友的嫌疑。麦克德米德在一首未发表的诗歌《伦敦即将毁灭,1940年6月》中,对伦敦遭受纳粹德国的闪电战表现出极端的冷漠,这让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诗中写道:“目前伦敦正面临/来自空中的毁灭/我似乎无所谓/这个想法让我恐惧”。另一位苏格兰诗人、苏格兰民族党领袖道格拉斯·杨(Douglas Young)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拒绝参加英国军队,理由是1707年英苏两国的“合并条约”第18条给予苏格兰公民“个人权利”(private right),他因此两次坐牢。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反对者往往会抓住这些历史细节进行大肆渲染,把它们理解为对法西斯的同情。C.J.桑瑟姆(Sansom)在小说《统治》中想象德国纳粹最终赢得了二战,想象在纳粹统治的英国,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会干些什么:“当一个政党告诉你民族身份比什么都重要,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你就需要注意了,因为你可能走上通向法西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