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马戈：写小说如同做论文

一

    1997年，我念大学二年级，在一家小书店里看到了一本叫《修道院纪事》的书。那时候我不知道若泽·萨拉马戈是谁，只看了小说开头我就意识到，又多了一位要持久牵挂的作家。在澳门文化司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那本《修道院纪事》的正文第一页，我读到这样一段话：

    要说过错在国王身上，那简直难以想象，这首先是因为，无生育能力不是男人的病症，而是女人们的缺陷，所以女人被抛弃的事屡见不鲜。其次，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举出事实证据，因为本王国王室的私生子多得很，现在大街上就成群结队。况且，不是国王而是王后不知疲倦地向上苍乞子……

    在我当时饕餮般的外国文学阅读的经验里，从来没有哪个作家这样说话。这个叫若泽·萨拉马戈的人用的是一套歪斜的、荒唐的、无理取闹般的逻辑展开叙述，但你必须承认，他的说话方式如此别致和妙趣横生，不管他如何吊诡、顽劣和不正经，他说的都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这奇怪的逻辑里有他想让我们看见的事情真相。还有，他胆敢如此漫山遍野地动用各种关联词：首先、其次、况且，不是、而是，因为、所以，如果——这才几句啊。在读《修道院纪事》的整个过程中，直到现在很多次重读，我都会忽略掉译者范维信先生的功劳，我觉得萨拉马戈根本就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

    多少年来萨拉马戈一直强悍地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修道院纪事》《里卡多·雷耶斯辞世之年》《石筏》《里斯本围城史》《耶稣基督眼中的福音书》《失明症漫记》《双生》《复明症漫记》……以及我们将要谈论的《所有的名字》。

二

    我在小书店里偶遇《修道院纪事》的那一年，萨拉马戈75岁，出版了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所有的名字》。

    这部旨在为众生、为“所有的名字”伸张的小说里，只有一个名字——萨拉马戈把他自己的名字慷慨地给了主人公——他称他为“若泽先生”；其余人物则回归众生，他们只代表他们的身份，他们分别是：助理书记员、正书记员、副注册官、注册官、陌生女子、一楼右边的老太太、医生、药剂师、校长、公墓雇员、公墓副看守、公墓看守官、牧羊人、陌生女子的父母；还有一位高高在上，永远不动，就是若泽先生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时看见的天花板，在萨拉马戈式的魔幻中，这位天花板同志与我们的若泽先生展开了多次深刻的对话。熟悉萨拉马戈的读者都知道，就算《所有的名字》中只有一个名字，也不是最少的，《失明症漫记》中一个人名都没有，只有医生、医生的妻子、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和斜眼小男孩。

    很多年里我一直纳闷，萨拉马戈吝啬到都舍不得给自己的小说人物取一个名字，他是如何做到的呢？读过《所有的名字》，我差不多明白了：有了确切的姓名你只是你自己，取消了命名你可能是所有人——此处“取消”一词换成“超越”可能更恰切。当萨拉马戈克制住自己对人物命名的欲望时，我觉得他更像若泽先生的天花板，不管我们这些助理书记员们眼睛睁没睁开、看没看见它，它都在，它悲悯地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这个世界固然纷繁复杂，但正如萨拉马戈即便不用姓名去区分每一个人，我们最终也不会把张三与李四搞混一样，天花板条分缕析，它把所有人一一看在眼里，男人女人，活人死人，相依为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应该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也不应该把死人和活人分开。若泽先生最后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在这个意义上，若泽先生是天花板的使者。一个民事登记总局的助理书记员，处在登记总局权力等级的最低端，尽管他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漫长丰厚的岁月依然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失败者，贫穷，乏味，沉默，仅仅依靠多年养成的刻板惯性，以及可笑的制作名人信息档案的改良过的职业病过活。这样平凡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人满世界都是，小说中最不该给予命名的可能就得是他，但萨拉马戈隆重地委以“若泽”——失败者走进人群里，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安排了。于是若泽先生在某一天晚上潜入登记总局，他想偷偷地拿出5个名人的信息登记簿，以丰富自己收集的名人信息档案。冒昧的第6张登记簿粘在了第5张下面，被他一起带回了家。作为闯入者的第6张是个女人，36岁，本市人，新的信息只有两条：一条结婚，一条离婚；此外的信息都来自36年前，那时候陌生女人还是个初生婴儿，卡片上记录了她的姓名、父母和教父母的简单信息。“类似的卡片在文件柜里肯定没有几千也有几百条。”萨拉马戈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女人同样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人。但是助理书记员发现了她。这个发现因为偶然，反倒重大，他突然觉得这个平凡的女人完全可以和一百个名人等价。需要理由吗？若泽先生没有理由，但我们都知道，若凡事都要讲出个一，我们根本没办法活下去。她完全可以很重要。她为什么就不能很重要呢？

    若泽先生决定找到这个陌生女子。

    开始我以为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爱情，一个单身的50岁男人，一个36岁神秘的陌生女人，不来一场恋爱说不过去，哪怕是单相思，哪怕是柏拉图之恋。可是萨拉马戈不写爱情——1982年，后来成为萨拉马戈妻子的皮拉尔·德尔里奥当时只有26岁，她去采访已经成为名作家的萨拉马戈，她表达了对《修道院纪事》里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两情相悦的喜爱，胜过对作家隐藏在文字中对现实和宗教的批判的看重。萨拉马戈回应道：“小姐，你完全没看懂我的小说，我从不写爱情。”不写爱情，那一个单身男人为什么在接下来的故事中，要殚精竭虑地去寻找一个半毛钱关系没有的陌生女子呢？他不惜冒险夜半进登记总局翻找资料，他伪造单位授权书去找相关人士查访，他旷工、装病，他像小偷一样潜入陌生女子小时候念书的学校偷窃档案卡片；末了就算他获知魂牵梦绕的陌生女子已自杀身亡，助理书记员先生依然假托登记局之名，进公墓寻觅她的葬身之地。在这些锲而不舍的情人式追索的过程里，一个循规蹈矩、沉默、胆怯、卑微的小公务员不见了，他嚣张、无所畏惧、谎话张嘴就来，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有爱情才可能如此彻底地改变一个人。

三

    萨拉马戈是个悲观主义者。在这个悲观主义大师众多冷峻和绝望的作品序列里，《所有的名字》有点异类，悲情之余多少有点“喜大普奔”的意思了。但它依然跟萨拉马戈的其他作品一样，是个寓言。寓言从来都无力于指导行动，只能作为一个提醒。它是不可能之事，仅在理论上成立。这大概也是萨拉马戈冷峻、悲观和绝望的重要原因。而这“成立”的“不可能”，恰恰是好文学的终极指标之一，作家批判、提醒、建构一个个乌托邦，为了让这世界一天天更加美好。寓言总是缘起于想象力与远见卓识深处的一个个陡峭的点。萨拉马戈尤其如此。

    《修道院纪事》里有一只人造的大鸟，依靠人的意志去驱动，而这团密云一样的东西只有布里蒙达才能看见。《失明症漫记》，开车的男人等待绿灯的时候成了瞎子，他的失明像瘟疫一样开始蔓延，整个城市（除了医生的妻子）全看不见了。在《石筏》中，欧洲大陆沿着比利牛斯山断裂，葡萄牙和西班牙脱离欧洲大陆在大西洋上独自漂浮。《里斯本围城史》里有个校对员，在一本反对摩尔人的解放战争的书中，把“是”改成了“否”字，整个历史全变了。《里卡多·雷耶斯辞世之年》，大诗人佩索阿死了，他的笔名所有者里卡多·雷耶斯还活着，佩索阿从坟墓里走出来，诗人和他的笔名像两个人一样开始聊天。《双生》，历史老师特图里亚诺·阿丰索在一部三流电影中看见了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然后开始寻找那个演员。《复明症漫记》，是《失明症漫记》的姊妹篇，患过盲流感的那个城市的居民这一回突然擦亮了眼睛，商量好了似的，对当局的统治非暴力不合作，在政治竞选中集体投了弃权票……

    为什么会有这些突发事件，萨拉马戈从不解释。《所有的名字》也起始于一个偶然：若泽先生碰巧带回了第6张登记簿，那张登记簿碰巧是那个陌生女子。你可能会问，如果第6张登记簿上是一个男人的名字，若泽先生还会有兴趣去找吗？我确信会。萨拉马戈一定会让他去找，因为当此时，萨拉马戈对寻找一个人有兴趣，男女不重要。萨拉马戈的兴趣基于他对人世的洞见，这一点具有必然性；选中陌生女子不过是为了便于想象力和论证过程的开展。而当萨拉马戈的论证过程有条不紊地展开时，你会逐渐忘掉突兀的开头，他的论证如此严密和强大，如此现实主义，你都不相信这样完全符合日常逻辑的现实主义推进方式是在为超现实的立意服务。开头有多虚幻多缥缈，此后的论证就有多扎实和多牢靠。

    当陌生女子被选定后，萨拉马戈迈出了《所有的名字》的第二步——我一直有种感觉，萨拉马戈的写作通常有个“两步走”：第一步，大胆假设，就像科学家提出一个假想；第二步，小心求证。尽管假想只是一个简短的开头，但它耗费的时间和气力肯定不比其后漫长的演算和论证少。较之小说的重要性，两者势均力敌，甚至四两犹胜过千斤——第二步的活儿能干的人没那么多，但肯定也不会太少，而第一步，凤毛麟角，甚或只有萨拉马戈一个人可以胜任。鉴于此，我不打算穷究他是如何生发他那萨拉马戈式的奇崛、高昂的想象，追究起来多半也是瞎操心，倒不妨尝试说说第二步。

    萨拉马戈从来都认为自己的写作就是“工作”。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他说：“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好好地完成了我的工作，根据我的标准，好工作是——这本书按照我所想的方式写了下来。”我猜此处他说的是第二步：论证符合预设，他满意了。在《所有的名字》中，当第6张登记簿被若泽先生带离登记总局之后，萨拉马戈就由文学家变成了科学家，或者说，由诗人变成了学者，他得像写论文那样一点点朝小说的终点论证过去。

    我想象萨拉马戈在第6张纸之后又拿出一张纸，上面列出的是寻找一个人可能有的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必得在日常的逻辑里一一运行，甲法不行换乙法，乙法不行换丙法，丙法不行换丁法，以此类推。故事的延宕需要这些都参与进来，哪些先哪些后，萨拉马戈必须给出充分的理由，否则就会露馅，故事将四面漏风。比如，若泽先生寻找了半天，陌生女子的教母突然“狡黠地笑了，说道，也许在电话黄页里找找不是个坏主意”。此时，如果萨拉马戈先生没有提前准备好，肯定会和若泽先生一起心跳加速，因为这实在是寻人的最便捷方式，如果你真是要调查一个人的下落的话。由此，我们看到若泽先生被迫直面这一问题：究竟为什么寻找？天花板也参与到类似的提醒和诘问，它和所有的当事人一样，负责发现各种可能性的漏洞，让若泽先生/萨拉马戈先生一个个解决。假如你在阅读过程中曾产生不同的疑问，那么小说结束，你会发现这些疑问都会得到答案。这是萨拉马戈的写作方式，他列出问题的各种可能性，接着逐一解决。这个思维缜密的大脑，写小说如同做论文。

    ［摘自《所有的名字》（序言），作家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若泽·萨拉马戈（1922—2010），葡萄牙文坛巨匠，其代表作有《修道院纪事》《失明症漫记》等。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理由：“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其长篇小说《所有的名字》近期在国内翻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