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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9月29日 星期一

    长沟流月去无声

    ——我与张贤亮交往的一些往事

    作者:本报记者 庄电一 《光明日报》( 2014年09月29日 07版)

        尽管对张贤亮患病早有耳闻,尽管对他难以康复的病情也有思想准备,但听到他真的告别人世的消息,我还是感到震惊、遗憾、惋惜。与张贤亮交往的一些往事,也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

        我是在张贤亮成名之后很久才与他有正面接触的,而与他的第一次接触,并不是为他锦上添花、“歌功颂德”,而是专门“找茬”,让他回答社会的质疑。

        1980年前后,我就读过他发表在《宁夏文艺》(文学刊物《朔方》的前身)上的小说《吉普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这样的春天里》,不仅对他的小说印象很深,而且对他本人也充满敬意。所以,对他的首次采访,我也做了充分准备。

        那是在1988年,宁夏为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要拍摄一部献礼影片。在许多人参与剧本创作均不理想、而时间又很紧迫的情况下,有关负责人不得不请已经颇负盛名的张贤亮亲自出马。张贤亮临危受命、仓促上阵,很快便拿出了剧本《我们是世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电影居然失败了,总共放映不超过10场,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纷纷。电影有什么问题?该吸取哪些教训?这些都是社会各界所关心的。当时,我当记者只有3年多时间,虽然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但还是壮着胆子想啃下这块硬骨头。出乎预料,我的采访竟然很顺利。我至今还记得张贤亮接受我采访时的豁达。他既没有拒绝我的采访,又没有为我的采访设限,更没有对我写稿提出任何要求。当这篇有点锋芒的稿件见报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时,张贤亮并没有向我表示任何不满。相反,他还因此对我产生了信任。他向我透露了近期文学创作的情况,使我得以在1989年3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独家新闻:张贤亮新作《习惯死亡》将出版。

        因为我所在的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就在自治区文联的后院,有时会与张贤亮不期而遇,他便主动与我聊上几句,提供一点新闻线索,有时也会对一些社会问题谈点看法,希望我给予关注。

        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外景取自宁夏的电影《红高粱》在德国柏林斩获大奖。在此前后,到宁夏拍电影、电视剧的剧组也不少。我觉得这是宣传宁夏的好题材,便在1992年的10月和11月分别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出两篇报道:《红高粱“红”了镇北堡》《影视界看好宁夏“外景地”》。当时的镇北堡林草试验场场长袁进琳受到启发,就此提出恢复景点发展旅游的建议,得到很多单位的响应。在具体筹划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必须发挥名人效应,非请张贤亮出马不可。张贤亮果然不负众望,让两座废弃多年的明代古城堡“摇身一变”,变成如今几乎所有到宁夏的游客都必看的“西部影城”。

        尽管是由张贤亮挂帅,尽管张贤亮的能量和影响力很大,但西部影视城的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有一天,张贤亮亲自拿着几份材料来到记者站寻求帮助。原来,住在旧城堡里的几个放羊户说什么也不肯搬走,堡里面飘着一股浓浓的羊粪味。这倒还在其次,最让人苦恼的是,前来拍片的剧组常常受到这些住户的干扰,只要镜头在他们门前晃过,就得交钱,不给钱就不让拍摄。说到这些情况时,张贤亮也是一脸无奈。他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让这些住户尽快迁出。对张贤亮的要求,我给予充分的理解,也尽力做了一点可能没起什么作用的工作。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张贤亮的不懈努力,包括几群羊在内的镇北堡内的所有“居民”最终还是全部搬出去了,镇北堡里的羊粪味也几乎闻不到了。

        2012年11月,一条“张贤亮包养5个情妇”的谣言在网上疯传。在本报总编辑何东平的支持下,我对张贤亮进行了采访并作出公开报道。此前,已有多家媒体记者要采访张贤亮,多被他拒绝了。当我就此提出采访要求时,张贤亮欣然同意。记得他当时对我说:“我对这类低俗化倾向深感忧虑,特别是网络上弥漫着一种戾气,而少数人对他人‘隐私’的过度关注又为此推波助澜,这很可怕,也很可恨。”记得我当时没听清他说的“戾气”,就问了一句,他就耐心地解释这两个字如何写、是何意。这次采访我们谈得很融洽,我了解到希望了解的一切,随后便写出报道《年过七旬笔耕不辍 躺着中枪令人关注 张贤亮潜心创作“平面”与“立体”文学》。这篇“以正视听”的报道见报后立即被各大网站、报刊转载,事态也迅速得到平息。4天后,我又就此发表一篇评论《莫让谣言愚弄社会舆论》。有人说“庄电一给张贤亮解了围”,也有人指责我不该写这样的报道,有人甚至怀疑我从张贤亮那里得到了多少好处。事实上,我在采访后再未与张贤亮有任何联系,我甚至没有打电话告诉他发稿的情况,只是听自治区文联的同志转告,张贤亮看了报道很高兴。

        今年早些时候,我听到张贤亮患病的消息,决定作一篇长篇报道,给病中的张贤亮一点精神安慰,我的想法得到报社领导的支持。为了不打扰病中的张贤亮、不让他产生误解,我只好进行外围采访,甚至没有与他面对面,也没有向他透露采访的信息,我甚至在报道中只字不提他的病情,以防引来各种猜测和干扰。我很庆幸,这篇题为《张贤亮:好大一棵树》的长篇报道以整版的篇幅,赶在8月8日见报。不知病中的张贤亮是否看到,是否从中获取了一点精神安慰?作为与张贤亮相识近30年的记者,我能在他在世时推出这篇报道,还是感到一点欣慰。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张贤亮,这位原籍不在宁夏的著名作家,在宁夏书写了自己人生的华丽篇章。如今,他永远离开了宁夏,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人民,但他对宁夏文学事业的影响、对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还将继续。(本报记者 庄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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