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哲学历程

    西方最早论说“现实”的哲学家，可溯至亚里士多德。他指出“现实”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实实在在的质料，二是赋予质料以形式，使之成为现实的活动。例如，形象各异的蜡块，其蜡质本身便是可触摸的实在质料，而其具体形象则需要通过操作将形式赋予质料。这种关于“现实”的双重理解，开启了后世哲人探考“现实”的睿智历程。

感知的“现实”

    在反思传统本体论哲学和神学的同时，近代哲人的首要任务就是探求“真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真理”乃是先天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理智观念，是天赋的。以洛克为代表的哲学家则认为，“真理”乃是人们后天经验总结所形成的实在观念。“现实”成了与“理智”相对立的概念。在洛克看来，“现实”只不过是些可感知的，简单或复杂的经验，是些如亚里士多德所论及的可观感的实际存在。这种实际存在不同于冥想玄思的构造，即便是严谨的逻辑推演，也要以此为前提。

    其后，贝克莱更加彻底的提出：“存在即被感知”，认为所有被人们理解和称为现实存在着的东西，其实都是被人们所感知的东西。这些可感知的东西，或者是从外部感官印象发生的，或者从内心的知觉活动产生的，再或者是借助于记忆和想象把前两种观念分离改组所构成。各种各样的感觉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对象。

    可见，贝克莱与洛克一样，从感知层面出发，将“现实”归结为可摸得到、看得见的经验存在。但这种理解并不尽人意。另一位经验派代表休谟提出了他的疑虑：既然整个现实世界都是我们所感知的经验世界，都是一些感觉的复合，那么在我们感知之外的世界是否现实存在着？若现实世界无法脱离感知而存在，那么真理何求？我们可否完全信赖变化莫测的感知抑或屈服于远离真实的震慑？

先验的“现实”

    居住于哥尼斯堡的哲人康德，听闻休谟的疑虑，立即从之前的独断论迷梦中惊醒。在折服于休谟锐利慧眼的同时，更加担忧于形而上学岌岌可危的处境。休谟的怀疑足可将之前的形而上学瞬间摧垮。为了挽救形而上学，开辟科学形而上学道路，康德创立先验哲学，赋予“现实”先验内涵。

    康德认为形而上学之所以陷于困境，源于人类没有真正做到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向来人们都以为，认识必须依照经验，通过概念、范畴后天的构成，获取知识。此路已证明难以行得通。不妨试试，反向行之，能否奏效？人们的认识能力、形式、手段是先于经验而存在，认识与经验之间具有先验固有的关联，经验必须要完全符合人们的认识。这一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使人成为自然的立法者，成为“真理”的立法者，成为“现实”的立法者。

    在深入探究人的认识机能形成知识的过程中，康德抽演出四个纲目，共十二个先验范畴。“现实”只是第四个纲目即模态判断中的一个范畴。模态判断，顾名思义，只对判断的状态进行描述，不参与判断的内容。其包括三种形式：或然判断（逻辑上成为可能，但毫无实在的判断）、实然判断（逻辑上成为可能，且具有现实内容的判断）、必然判断（逻辑上成为必然，且实际中也必然如此的判断）。在这里，“现实”是人们认识机能进行实然判断时，所采用的一个先验范畴形式，它与经验的（感觉的）质料密切关联。

    此时，“现实”不再如同近代哲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感知层面的后天经验存在。“现实”有了超越感知之上的先验内涵，有了鲜明提升。这不仅要归功于哲人艰辛的努力和探求，也要归功于理性觉醒的勇敢与魄力。“现实”与此前相比虽有超越，可仍然没有摆脱与经验世界相关联的命运，只是关联的方式由后天转为先天，由被动转为主动。主动的关照、拿捏经验世界，形成“先验”知识，而关于对象本身的追问，却只能静默于幽深的“物自体”界。

思辨的“现实”

    先验哲学仍旧无法通达事物本身。德国另一位哲人黑格尔认为，古老且顽固的知性思维，是康德哲学陷于险境的根本因由。知性思维喜好确切明晰的规定，擅长划定界限。其实，康德一开始就已经清晰划定可知可经验的“现象”界与不可知的“物自体”界，并指出真理只能存在于“现象”界，人类一旦越界探求，便会产生悖谬。黑格尔无法信服康德先验哲学的论断，若真理只是关于“现象”的真理，真理还将称之为真理吗？

    显然，知性思维难以洞悉真理，黑格尔果断的采用历史思维，来审视和认知世界。黑格尔认为，传统的知性思维往往将世界二分为意识世界和对象世界，妄图创造两个实体世界。但实际上，这两个实体都只是“绝对”或“神”这一实体的两种不同属性，是“绝对”或“神”这一实体在精神的历史中，通过思辨的方式，展开自身的两种不同样态而已，二者表面上二分，实则一体。黑格尔所理解的“现实”，也是绝对实体在精神历史中展现自身的一个阶段，是思辨的“现实”。

    知性思维开始于规定与界限，又终于此。历史思维与之不同，它起始便要求具有一种历史的态度，一种海纳百川的心胸，其后是知性思维的缜密与耐心，终了于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的敦实与气派。黑格尔通过精神历史的演绎，讲述了“现实”思辨内涵。

    黑格尔同样借用前人的逻辑范畴，指出精神在形成“现实”的最初阶段，称之为“可能性”。“可能性”很抽象、很大气，当我们提及一切都是“可能的”，同时也意味着一切有可能“不可能”。可见，“可能性”包含“不可能性”。当“可能性”渐次展开时，“不可能性”也一并展开。此刻，二者有了明显的差异和区分。展开了的“可能性”成为了“必然性”，展开了的“不可能性”却成为与“必然性”相差甚远的“偶然性”。但二者毕竟一个“母体”，差距越大，相互越加需要彼此，于是二者相互关联，“偶然性”成了“必然性”的条件，“必然性”成为“偶然性”的实质，相互关联的结果产生了“新兴的现实。”“新兴的现实”并非真正的“现实”，它还很盲目、懵懂，依附于外在力量，没有自身明确的目的指向。若它有了自我冲动，燃烧理性激情，设定本身目的，“新兴的现实”便生成为真正的“现实”。

实践的“现实”

    黑格尔的历史思维赋予“现实”极大的活力，“现实”不再是死气沉沉的范畴，“现实”能够运动，具有目的。这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现实的第二层释义相近。可思辨的“现实”，再如何运动，也只是精神的附属，不同于实在。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抽象精神无法切中“现实”的实质，唯有从实践角度关照“现实”，方可参透其中内涵。

    马克思指出，此前哲人关于“现实”多有关注。一类以近代哲人为代表的唯物论者，一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论者。前者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现实”成为死板的“物”。后者虽懂得从能动方面阐释“现实”，展开“现实”历史内涵，但也只是抽象的展开。二者共同的缺陷在于，没有将“现实”理解为感性的活动，理解为实践。

    实践的“现实”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实在的物质条件，如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二是实践的历史活动，即人类为了实现超越性的自觉目的，在历史中显现以及确证自身的实践活动。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旨归。在此，马克思承袭黑格尔历史思维的逻辑程式，认为“现实”的内涵不能局限于它的既成和当下，“现实”并非仅仅一成不变的实在，它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的对象主体化和主体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自身，不断由当下跃居非当下，止于自觉目的的实现。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不同于抽象观念，它具有扎实根基与实在内容，又不同于僵死的“物”，它能动的设定可实现的、超越自然的理想与目的。实践的“现实”，更好地丰富和弥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现实”实在与活动的两方面内涵。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