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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9月19日 星期五

    说出心里的痛和爱

    贺捷生(解放军) 《 光明日报 》( 2014年09月19日   13 版)

        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写电影文学剧本,写长篇报告文学,策划电视连续剧,到近些年写与我的生命相关的文字,中间隔着30年,足够养育一代人了。但人生苦短,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也把我从中年带到了年逾古稀的晚年。一个人从40多岁到70多岁,会遭遇什么?会遭遇亲人和朋友一个个离去,儿女们一个个另立门户,远走高飞,自己却在一天天衰老,一天天丧失,一天天走向昏沉和迟暮。孤独是难免的,落寞和凄凉也是难免的。怎么对付孤独、落寞和凄凉呢?我对自己说,重新拿起笔来,整理整理过去记录下来的文字吧。那些长长短短的文字,可是都带着我的体温、我的血泪啊!不过,那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整理出来的将是什么。肯定不是革命回忆录,因为我只是沾了革命的光,绝对担当不起轰轰烈烈回忆革命的角色;也不准备痛说革命家史,因为我的家史太沉重,太繁复了,由我来痛说,没有那种力量,也没有那种勇气。再说,我总算在文学圈里追求过,奋斗过,如果整理出来的东西啰哩啰唆,让人读了昏昏欲睡,还没看完便扔在一边,这是我不愿看到的。最后想,管它呢,随心所欲,我一段段地回想,一篇篇地写,别人爱说它们是什么是什么,爱怎么归类怎么归类,前提是,我必须对得起天地良心。

        朋友们的游说和激励也在推波助澜。特别是文学和艺术界的朋友,我沉寂了那么多年,他们依然对我那么好,那么友善和尊重,不仅常常来看我,还经常把我邀出去聚会、采风、当评委,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对我充满期待,让我如沐春风,又自惭形秽。我是个有些经历的人,在茶余饭后的谈笑间,免不了问起我哪段哪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我与某某领袖和将帅有过什么交集,每当我如实道来,在短暂的沉寂后,他们总是惊奇地望着我,好像在打量一个史前的恐龙蛋。然后说,你写啊,你守着一座金山银山,怎么不写?你随随便便说一个故事,就是一段珍贵的史实,就是一篇好文章。又说我是得天独厚的,我的独特人生,我曾经享有的荣耀和苦难,没有人能取代。有一次,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先生还当面给我指定出版社,交代他信赖的责任编辑向我约稿。但回到家里,我还是犹豫不定,有点信心不足。这么说吧,我敬惜文字,也惧怕文字,我没有把握挥洒自如地驾驭它们。我嘴上说,那好吧,我试试看,可打开电脑,面对屏幕,还是下不去手。因为我感到眼前的屏幕是那么神圣,那么纯净,就像一片洁白又干净的雪地,我担心把它踩脏了。

        后来,我不幸而又万幸的童年,我在非常岁月遭遇的曲折和坎坷,也许真让人们感兴趣,报刊和坊间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真假莫辨,给读者留下了诸多疑问;有的把原本简简单单的往事,弄得盘根错节,云遮雾罩,让出现在文字和传说中的我,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对此,我感到苦闷,更感到恐惧,觉得有必要站出来以正视听。虽然我已风烛残年,想过一种甘愿被埋没的平静生活;虽然我知道那些写我的人,他们是善意的,但心里却是那样的委屈,那样的不吐不快。就这样,我咬咬牙,决定要动笔了,诉说了。另一个原因是,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我像热爱父母那样热爱的父辈,他们把什么都奉献给了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如今都离开了我们,我作为得到过他们的保护和恩惠的人,也意识到有责任把自己对他们的爱戴和敬仰写出来,告诉更多的人。如果我有能力做而不去做,或者通过努力能够达到却不努力,似乎有点不厚道。尽管我做这件事有些太晚了,必须忍受身体虚弱和患白内障的眼睛在面对耀眼的屏幕时不断流泪的折磨。一句话,我必须向自己挑战,向渐渐流逝的时间挑战。

        古稀之年写作的心情一言难尽。我写我亲爱的一生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的父亲和母亲,写那些在自顾不暇的年代用生命温暖我的人,写我宿命般诞生的故乡和忧伤的童年,写我在漫长的70多年中经历的林林总总,点点滴滴。我必须说,这种如同我每天失眠和咳嗽般的回忆和写作,让我逐渐感到充实,感到欣慰。而直面人生,亲手把心灵的伤痕一次次撕开,把深藏在历史缝隙里的苦难和温情一点点掏出来,既让我疼痛,也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酣畅淋漓,什么叫幸福和爱。我安慰自己:我这样写了,诉说了,把自己完全交出去,我就有理由相信,当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读过后,也许会说,这个一生颠沛的老太太,她襟怀坦白,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诚实的人;她70多年悲喜交加,哭过,笑过;郁悒过,也快乐过,和我们一样历经沧桑。

        我近年写的就是这类文字,回忆和追溯性的文字。没想到各种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甚至党的思想理论刊物、教育界的学术交流平台,都慷慨地给我一席之地。军界和文学界的朋友们也不吝赞美,每当看到我的名字,便热情地表扬我,鼓励我,如同鼓励一个听话的孩子再接再厉,天天向上。我小心地问他们,我写这些东西,应该算散文吧?能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他们说,当然,它们不仅是像模像样的散文,而且是丰饶的,饱满的,还夸奖我别具一格,独自在文字中营造“红色意境”。我受宠若惊,又将信将疑。我觉得我担当不起这些赞美。但我把它们写出来了,公之于世了,心里还是高兴的。因为我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亲眼看到过的事情,还有我没齿难忘地爱着的那些人。真实和真情,是我最在乎、最珍惜的东西。我把这种真实和真情,当成我必须守住的底线,遵循的原则。我心里清楚,一旦离开了真实和真情,在文字中说谎,我这些东西将变得一钱不值。

        文学界有人曾经对散文的真实性原则产生过动摇,觉得要把散文写得更精美,更智慧,更超脱和空灵,也可以虚构,可以像写小说那样节外生枝,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和困惑:一个人写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甜酸苦辣,怎么可以添油加醋,涂脂抹粉呢?就像当下某些食品滥用添加剂。我寻思,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还有人相信吗?至少我是不敢写的。我害怕我留下的文字愧对历史,贻笑大方,给后人留下一笔糊涂账。而做这种造孽的事,倒不如先闭上自己的嘴。

        也许我是一只井底之蛙,孤陋寡闻;也许我老了,跟不上形势了。但我想到和能做到的便是,说出心里的痛和爱。

        (作者为少将,军旅作家。曾任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大百科部部长。创作多部影视和文学作品,曾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大奖、《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国出版集团优秀作家奖。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先后获朱自清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和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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