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

一

    一次，我陪同北京几位客人去葫芦岛市的九门口长城和秦汉遗址参观。由于都是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当地政府十分重视，专门安排了一位专业素质较高、口才也好的导游员负责讲解。讲得确实不错，令人不太惬意的是，这位导游小姐一口一个“各位领导”，贯穿于两处参观的始终。我感到很尴尬，便特意予以纠正说，他们都是博士生导师、大学教授、研究员，可以称“老师”或者“先生”。导游员点点头，连声说：“是，领导。我一定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下面再讲，只说了两句“各位老师”，马上便又改口称呼“领导”了。

    在她的心目中，只有领导是尊贵的，如果称“先生”“老师”便减弱了分量，降低了身份，显得不够尊重。她的年纪很轻，涉世未深，不应深责，何况，完全是出于善意。但其中所反映的“官本位”的思想，却是要不得的。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由来久矣。古有“四民”之说，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本身就是“官本位”的反映。因为“士者，仕也”，一经入仕，即为“万民之望”，也便置身利禄之场，随之而来的是“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现代社会，在有些人眼里，当官仍然拥有特权，可以获得比普通人多得多的利益，可以受到人们特殊的尊重。

    古代的读书人，对于入仕趋之若鹜，更主要体现了一种对于社会政治权力的依附。儒家的“内圣外王”也好，“致君泽民”也好，所依凭的都是入仕。在封建社会，只有走上仕途，才有望实现政治抱负与自身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就像台湾学者徐复观所说：“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官本位”的典型特征，是社会的各个环节、各个阶层，都是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都要按照官爵来排位次、分等级、列尊卑、定高下。俗话说，“官大表准”，“官大一品压死人”。于是，官高位重者自然就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聊斋志异·夜叉国》中有一段话，对此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

    问：何以为官？

    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

    清末一首《京都竹枝词》是这样描写的：

    一双蔗棍轿前催，曲巷回过喊若雷，

    更有双鞭前叱咤，威风扬起满城灰。

二

    一个读书士子是不是发迹了、有出息，自古以来，一个显著标志，或者说验证标准，就是看是否入仕做官。读过古代典籍《战国策》的，当会记得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

    “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两千多年前，苏秦先生所给出的结论，至今仍没有过时。

    也正是为此，一旦为官作宦的愿望得以实现了，这时所反映出的心态，往往是踌躇满志，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唐代诗人孟郊，连续两次名落孙山，久困名场，到了四十六岁那年，才幸得进士及第，因而，他再也按捺不住狂喜之情，写出了那首披露心曲却饱遭时贤与后辈讥讽的浅薄的诗章：“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时至今日，出巡喝道，“双鞭叱咤”，青红皂隶前后护卫之类的官场排场不见了，称呼也由知府、知县改成了市长、县长。但是，“长官，长官，官者为长”，“官者，牧也，管也”的陈旧观念，仍然在一些人头脑里盘踞着。讲排场，摆阔气，皮包要人提，雨伞要人打，茶杯要人送，讲稿要人写；住要高级，车要豪华，一台轿车不够，还得配越野车、大吉普，什么丰田、现代、奔驰、三菱、凯迪拉克……不一而足。此类现象，几乎是随处可见的。

    这样，留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官贵民贱，官为“万民之望”。影响所及，即便是纯学术会议或者各类专业会议，行政领导也都要头排就座；大学、中学举行校庆活动，邀请的重点对象，也都是相关领导和校友中的位高权重者；至于最应受到尊重的老教授、老专家，倒成了可有可无的对象。有的把本校出了多少大官作为体现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社会各行各业普遍向官位靠拢。专业技术人员、演员、教师、医生、厨师，也要用行政职级来套。有的画家、书法家，被评为“人民艺术家”，立刻获得厅级、司局级甚至省部级待遇。甚至一些寺庙，也要给和尚、道士定上职级待遇，以至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住持”的笑话。

    上述两类情况，前者为颠倒重轻，后者为职级泛化，都是亟须扭转与纠正的不良社会现象。

三

    “官本位”体现了一种体制设置与政治文化，它所包含的意识、思维、机制、行为，在中国已经盛行了几千年。一个以官阶高低为标尺，由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关涉整个社会人群的利益分配、权位较量、意志施行，严重影响了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特别是人生价值追求与事业选择导向。

    记得有一次，因为我有一本散文集被译成英文与阿拉伯文，要到法兰克福去参加国际书展，于是，去外事部门办理出国手续。一位工作人员为难地说：“干部太大，职位又高，而事情太小，实在不好处理。”我说，我是作家，原来虽然当过领导，现在已经退位了，没有什么职位高低问题；况且，一部作品能够翻译到国外去，也不算小事。他却扑哧一笑：“无论怎么说，你也是领导。”

    领导，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定格了，不管你怎么转身，怎么变轨，高官的形象也消解不掉。其实，这种“尊重”本身，也常常令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古籍记载，北宋年间，北方民家做红白喜事时，往往请相礼者做司仪。魏国公韩琦在枢密使任上回到故乡邺县。一日，到一姻家出席宴请，看到筵席上放有一盘荔枝，便顺手拿起一颗，刚刚剥开，正想放进嘴里，相礼者突然大声唱道：“资政殿大学士吃荔枝了，请众宾客同吃荔枝。”韩琦讨厌此人饶舌，就把荔枝放回席上，相礼者赶紧又唱道：“资政殿大学士放下荔枝了，请众宾客也要放下荔枝！”

    看来，领导也不是那么好当的。这位身为魏国公的高官，连想要安安生生地吃上一颗荔枝也难以办到。

    以什么为本位，直接影响到称谓问题。几十年来，我们社会日常交往中，称谓上的变化，十分显著。解放初期，革命队伍内部互相以同志相称；后来，滋长了官僚主义，下级遇到上级，则改口称呼官衔，不管正副，一律都叫书记、局长；甚至已经退休多年，仍然要按照原有的官职称呼，以示尊重；新时期，市场经济盛行，有的互称“师傅”，尊重一些称呼“老板”“老总”，亲切一点的则以“大哥”“大姐”称之，而最高贵的还是称呼“领导”。变来变去，唯独不见专家、学者概念的呈现。

    就此我想，日常交往中，什么时候能够把知识、学问突出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可就是向前进了一大步。现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要求，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而且，对于引领社会风尚的主流价值导向，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作者为散文家，散文集《春宽梦窄》获鲁迅文学奖，曾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