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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电影关于二战题材经历了从控诉纳粹的残暴罪行，到还原二战各种复杂历史真相的过程，很多禁忌话题逐渐解禁。今年8月，正当欧洲和德国纪念二战结束69周年之际，记者在柏林遇到并采访了主要研究德国电影的中国电影学院教授杨慧女士。她依据近百部影片，对比1990年代前反纳粹电影的叙事话语模式，梳理出近20年来世界电影中欧美二战叙事的解禁话题，杨教授认为，解禁叙事不仅符合艺术以人为本的本性，而且建构着超越惩罚和复仇、促进宽恕与和解的大善境界。
对德国纳粹的暴露和批判
电影作为历史和大众记忆的活跃载体，早在二战前就将纳粹暴政和战争经历形象地反映在银幕上，主要是对德国纳粹的暴露和批判。最早的反纳粹电影出自1933年。美国人考尼留斯·范德比尔特当年在德国拍摄了《希特勒的恐怖统治》。而战时的1940年，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也明确地用漫画形式讽刺了希特勒的独裁暴政。二战结束后，银幕上出现了一批以“历史记忆”为标志的，反映二战的战争片和集中营屠犹的惊悚片，内容大致包括：纳粹军队对欧洲各国的侵犯；纳粹对犹太人的凌辱、迫害、大屠杀；盟军反攻战场上的血战；各国民众和抵抗组织的抵抗活动等方面。代表作有《凶手在我们中间》、《安妮日记》、《裸露在狼群》和《老枪》等。前苏联的一系列二战反纳粹名片，如1949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0年的《攻克柏林》和1972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美国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与德法合拍影片《钢琴家》等用诗意的影像对人性、战争和历史进行反思，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审美特性广受观众欢迎。1976年美国的电视剧《大屠杀》，不仅是震惊了一代人的作品，而且在大众传媒中也起到了把德国纳粹的具体罪恶与恐怖的“奥斯维辛”形象化关联的作用。
杨教授总结说，上述影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电影利用了其戏剧性，并迎合乃至建构大众意识形态的媒体特点，突出了国际反纳粹意识形态的主流诉求，即聚焦暴露德国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其迫害犹太人的罪恶，再现世界反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斗争。
“历史记忆”的新阶段
德国人对其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存在着复杂心理。战后的西德政府在战争赔偿和对“纳粹罪行”定义中，也曾坚持德国人也是“受害者”的态度，不少德国人强调，德国一般老百姓在纳粹统治时大多处于“身不由己”的道德逆境。这些思潮在德国电影作品上也有反映，如1970-80年代银幕上曾经出现过德国人诉苦的作品：《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德国，我苍白的母亲》、《铁皮鼓》等。但从总体上看，抨击谴责纳粹恶魔仍然是二战影片的基本叙事原则。
冷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对二战的“历史记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欧洲一些国家也开始了对自己二战史的“负面记忆”，去深入检讨各国、各种团体在战时、战后的各种暴力行为和罪过。这种“负面记忆”是“自我批评式的”，“强调共同承担罪行和责任”。在这新一轮的二战“历史记忆”中，随着反思的全面化过程，二战的很多问题也经历着某种意义上的再次评价。随着大量史实以及对战时具体历史情境下复杂经验的叙事解禁，涉及二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历史真相趋势。1982年英美合拍的电影《苏菲的抉择》突出了犹太人负罪体验和道德纠结。荷兰影片《战火葬童年》揭露受害者群体内部出卖行为及其恶果。1993年，好莱坞导演斯皮尔贝格的《辛特勒的名单》，刻画出曲线保护犹太人的“德国好人”，在世界影坛上以大片形式开启了“历史记忆”的新阶段。
反思二战电影的视角逐渐扩大
2000年以后，世界电影在高科技作用下和全球性娱乐文化语境中，政治相对宽松，文化与消费相融，叙事视角力求创新和差异性。反映二战的电影也开始突破原有的模式，融入了大量新的内容：有战争中的苦难和畏惧，描写德国士兵在战场的艰难痛苦，如1993年德国人导演的《斯大林格勒》；有德国人被盟军凌辱，如描写苏军战俘营虐待德军战俘暴行的《特兰济特战俘营》（俄/英，2008）等，特别是影片《恶棍特工》（2010，美国）既再现了纳粹分子的残暴无耻，也犀利地影射了犹太人复仇的血腥，以逼真的细节描写了纳粹军人被犹太人特工队凌辱折磨的场面，而在影片结尾，犹太人将万字符血淋淋地刻在纳粹军官的额头，隐含着复仇意识中的不宽容和战后反纳粹运动对德国民族的某种压力；有德国在战时、战末、战败后的苦难体验：如描写德兵从苏军战俘营逃亡历险的《极地重生》（德，2001），讲述纳粹军官的儿子，因友爱和好奇误入集中营毒气室的《穿条纹囚衣的男孩》（英/美，2007），再现德国人战末凄惨大逃亡的《大逃亡》（德，2007）和《少女洛荷》（德/奥/英，2012）等；有大量再现德国人反抗纳粹乃至保护犹太人的事迹，如反映德军高级将领刺杀希特勒史实的《暗杀希特勒》（德，2004），讲述德国妻子群体救助她们犹太丈夫的《玫瑰大街》（德，2003）和纳粹军校学生抵制纳粹的《纳粹军校学员》（德，2004），还有描写科隆地区反纳粹少年团体史实的《雪绒花海盗》（德，2001—2004）等；有从人情角度描写德军与盟军友情、与受害国人的爱情及其不同命运的内容，如《乱世启示录》（德，1996）通过法国人亚伯在二战中的坎坷命运，再现了纳粹军人人性平和的一面和德国儿童被纳粹洗脑的一面，《神童》（德，2011）借助孩子和音乐的超政治意义，表现了德国人和苏联人战时的复杂关系和人性图像，《白色寒冬》（瑞典/挪威，2012）描写了战场上敌对军人之间的争执和共患难事迹。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现代主义戏讽、娱乐消费中的反纳粹题材开始占领市场。这是因为反纳粹和二战历史吻合了电影求新求异、娱乐消费的需求。随着文化消费以及网络游戏的盛行，大量恐怖片和网络游戏中出现纳粹“盖世太保僵尸和吸血鬼”以及所谓“超人纳粹克星”形象。其特点是，不再严肃反思法西斯主义，而是将纳粹彻底妖魔化。反纳粹沦为单纯娱乐消费话语。这类作品，如吸血鬼片《斯通的死活人之战》（立陶宛/美/意，2011），《地狱男孩》（美，2004），《复仇之溪》（美，2008），《吸血莱恩：第三帝国》（美/加/德，2010），以及纳粹僵尸恐怖片《死亡之雪》（挪，2009）等，构成了新世纪以来，银幕上反纳粹叙事的另一道奇观。
杨教授最后认为，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的多元维度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全球“联网”时代，人类彼此的依赖和关联也因此空前密切，同时摩擦和冲突也易发而敏感，协商对话，和平共处，联手发展，共同进步，变得更加迫切，反战舆论因此更具有空前的必要和现实性。近20年来银幕上全面暴露二战形形色色罪恶，充分说明了战争是最原始野蛮的反人类的解决问题手段，是一切政治不公和人性丑陋滋生的基床。与此同时解禁叙事传达出的宽恕与和解信息，也标志着电影正努力在清算纳粹罪恶之后，重建一种新的道德姿态，启迪人类的彻底反战意识。（本报驻柏林记者 柴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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