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纪念邓小平同志，回顾他的大智大勇，对于我们今天以什么样的勇气去啃硬骨头、涉险滩，以什么样的智慧去破解全面深化改革的种种难题，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突破“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在解放思想中彰显大智大勇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声，突破“两个凡是”的紧箍咒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也是邓小平以巨大政治勇气和智慧开启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历史进程的关键所在。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中国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立即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时，邓小平坚决支持并领导了这场大讨论。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开宗明义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历史的巨大转折就此展开。

    在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中，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也是彰显邓小平大智大勇的亮点。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时反复强调，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方面，有人要坚持“两个凡是”以维护“文革”带来的既得利益，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历史形成的，仍有一定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也有人想借反对个人崇拜之机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和指导思想。要在反对个人崇拜、推翻“两个凡是”的同时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好毛泽东思想，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邓小平强调“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事实证明，这一评价对于进一步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继往开来中改革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冲破建设发展的僵化模式，在探寻科学道路中彰显大智大勇

    随着思想的解放，必然要探寻适应时代要求和中国特点的建设发展道路。邓小平解决了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彰显了巨大政治勇气和智慧。

    在多年“左”的错误路线影响下，我国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这种社会发展模式运行多年，想要改变和更新非常困难。邓小平果断提出实行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为了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开放这一全新的事业，邓小平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和先试验后推广的方法。他说：“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980年5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由特区创造形成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新的理念，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

    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邓小平提出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牢牢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正确方向。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破浪前进，1992年1至2月，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一路上发表重要谈话，有力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其大智大勇达到新的境界，推动了改革开放继续向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保持了正确航向，又增强了巨大创造活力。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推进民主政治中彰显大智大勇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和干部制度改革，是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有力人才支持的一个重大举措，具有里程碑意义，邓小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同样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深深感到推进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明确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尖锐指出：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班的问题。他郑重提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队伍普遍老化，既不适应新形势任务的要求，又面临后继乏人的严重局面。然而实行干部“四化”、能上能下，涉及一大批老同志如何安排的问题，这项改革实行起来颇具难度。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可以说是非常有智慧的一招。邓小平指出：“恐怕得立一些庙，菩萨才好安置。老同志安排好以后，就可以把中年同志提拔起来。”1982年9月，邓小平出任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意在从他做起退居二线。他还身体力行，开创了党的主要领导人退休的先河。1989年9月，邓小平在与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开门见山就说：“今天主要是商定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随即邓小平致信中央政治局，郑重请求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邓小平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开了好头，为彻底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

提出“一国两制”重大方针，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彰显大智大勇

    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三个问题具有不同性质和特点，但都带有复杂的历史因素和国际背景，解决起来难度极大。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提出“一国两制”的天才构想和伟大创举，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开辟了新路。

    “一国两制”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的。1983年6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阐明了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他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谈到台湾问题时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概念。

    “一国两制”首先成功运用于香港回归。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来华访问，希望继续保持对香港的统治。针对撒切尔夫人提出只有英国的统治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希望以主权换治权的观点，邓小平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政策。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如果宣布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的威胁，邓小平回答：“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回归遂成定局。撒切尔夫人由衷地对邓小平说：这是您倡导的“一国两制”的胜利。邓小平在处理香港问题过程中，还提出必须在香港驻军，以显示主权和维护香港稳定的重大决策；提出港人治港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爱国。在今天处理香港问题时，我们仍能感受到邓小平这些重大决策和思想的远见卓识。

    正是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先后顺利回归祖国。之后，对峙了几十年的国共两党关系得到极大缓和，海峡两岸实现了“三通”。这一伟大构想不仅对实现祖国统一起到了重大的指导推动作用，而且还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