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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探索自强救国道路的一种选择，也反映了正在觉醒的中国希望借参战靠近西方及融入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
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长期以来，这些问题既被世界忽视，又被中国自己忽视。过去，对中国参战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从外部看，是迫于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外部压力；从内部看，是一场在各自西方主子支持之下军阀争权夺利的闹剧。但笔者认为，以历史的大视野来审视那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通过参战收回国家主权，并融入西方社会、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愿望有多么强烈。
中国远离战场，为什么要选择参战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新的共和政体，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特别是甲午战争屈辱与失败的中国人渴望向西方学习，以实现国家自强和民族复兴。恰在此时，一战的爆发导致国际体系发生巨变，为中国调整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跻身国际社会提供了动力和机遇。梁启超就认为，如果中国能恰当地利用国际局势，就能完成创建“完全合格的民族国家”的目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积极呼吁中国参战。
从外部形势看，一战爆发使中国面临新的危险。侵吞中国是日本的既定政策，然而1895年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日本认识到，西方列强不会坐视日本单独吞并中国，因此一度收敛对中国的侵略。然而，一战的爆发使帝国主义列强的视线聚焦于欧洲大陆，日本在东亚得以横行无阻。在1914年底日本占领山东之后，中国参战的愿望更加强烈，因为只有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战后和平会议，才有收回山东主权的一线希望。
中国参战的另外一个动机是获取经济利益。英国曾表态，如果中国采取任何不利于德国利益的行动，英国将考虑中国要求延期偿付庚子赔款的要求，并确保给予其他的财政援助。
总之，当时的中国选择参战利大于弊。可以说，希望借参战靠近西方及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是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探索走西方道路的一种表现。
中国参战为何一波三折
尽管中国对参战有着强烈的愿望，但由于开战之后形势复杂混沌，北洋政府一开始选择中立。然而，中立并没有使自己摆脱厄运，就在北洋政府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内阁即通过参战决定。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于8月23日前同意，立即撤退在日本海及中国海上的一切军舰，并在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全部无条件地交予日本。
此时的德国已无力在远东与日本抗衡，便通过驻华使馆代办马尔参向中国表示，德国可以立即将胶州湾直接交还中国，条件是中国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北洋政府打算趁机收回胶州湾以阻止日本出兵山东，立即与德国进行非正式磋商。日本获悉后警告中国必须马上停止此项活动，英国也表示不会承认中德之间达成的协议，迫使北洋政府中断与德国的谈判。北洋政府又寄希望于美国的斡旋，建议将德国在胶州的权益转让美国，然后由美国交还中国，但美国拒绝这一建议。袁世凯召集官员紧急商议，认为依德国现有国力不足以赢得欧战，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对德国宣战，这样才能出席战后和平会议并收回胶州。于是，袁世凯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示，中国愿意提供5万兵力与英军一起收复青岛。这表明中国已提出参战的申请，却遭到英国的断然拒绝。
被英国拒绝的背后，实则是日本从中作梗。日本照会俄、英、法三国政府：没有日本的同意，关于中国参战的问题不得形成任何协定。英国与日本经过交涉达成妥协：日本保证维护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英国则配合日本在山东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8月23日正式对德国宣战，并于9月2日出动海军在山东龙口等地登陆。袁世凯无计可施，只能设法限制日军的行动范围，划出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地为“战区”。然而，日本完全无视中国政府划定的范围，于10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控制了胶济铁路。日军在英军的配合下于11月7日占领青岛，其后公然在山东各地架设军用通信线路，设立民政署，把整个山东变成它独占的势力范围。1915年1月3日，北洋政府宣布取消“战区”，要求日军撤回。日本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得寸进尺，于1月18日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和附庸。
“二十一条”彻底暴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促使中国进一步坚定了参战的决心。1915年11月6日，中国通知英国政府，如果得到英、法、俄的邀请，中国将准备加入协约国方面对德国作战。此时一战已经陷入堑壕战僵局，协约国方面当然欢迎中国参战。然而，日本以中国参战“不利远东和平”为由，再次胁迫协约国拒绝中国的参战要求。
在一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都极力阻挠中国参战。但是到1917年2月，日本的态度却发生180度的变化，由反对变为鼓动中国尽快参战。日本态度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其与协约国在牺牲中国的基础上，暗中达成妥协——日本以支持中国参战为条件，换取协约国在战后对其在华势力特别是山东权益的承认。
由于日本态度的转变，中国参战的外部阻力已除。但是这时北洋政府内部却发生了“府院之争”，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不愿让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从中捞取政治资本，由同意参战转为反对参战。但“府院之争”的实质并不在于中国是否参战，而在于由谁主导参战，以便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壮大己方实力。这一内争延迟了中国的参战时间，直到1918年8月14日，中国才正式对德、奥宣战，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
梦醒巴黎，选择抗争
中国参战的直接目标是利用战后参加和平会议的机会，争取收回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山东主权。为此，中国给协约国送去大量粮食和枪炮，有近20万中国劳工到欧洲和中东为协约国服务，有数千人因此失去生命。
尽管中国作出较大贡献，但不幸的是，自身利益在参战前就已被协约国出卖，英、法、俄与日本的秘密协定使中国不可能实现参战的直接目的。更不幸的是，此时中国人还不知道自己已被出卖，仍然对胜利成果抱着十分天真的幻想。当协约国取胜的消息传到中国，北洋政府以全国放假3天来庆祝。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和平宣言》鼓舞下，怀着对美、英、法等国的信任和世界新秩序的憧憬，渴望能享受战胜国权利并一举改变自鸦片战争以来近80年的屈辱历史，北洋政府派遣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等人组成强大的外交团队参加巴黎和会。然而，巴黎和会如期上演战胜国被宰割的一幕。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不顾中国代表反对，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全部让给日本。消息传来，中国举国愤慨，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中国企图依靠外交手段收回权益的梦想戛然破灭，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之下，北洋政府代表于6月28日拒签《凡尔赛和约》。
中国在一战参战问题上经历波折和屈辱，但最终实现参战及在巴黎和会上的抗争有着非凡意义。
首先，中国抗争的态度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同情。伦敦《泰晤士报》指责英国政府出卖中国，认为“尽管中国为战争作出牺牲，但是她却遭到像战败国一样的待遇。”美国《波士顿纪录报》认为，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是“粗暴而野蛮的掠夺”。《纽约呼声报》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外交史上一次最卑劣的行径”。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为了抗议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而愤然辞职。战后，美国很快调整在远东的政策，目标是制止日本独霸中国。英国也改变与日本结盟的政策，选择与美国联手遏制日本。这一切都为山东问题在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解决奠定了基础。
其次，实现了部分参战目标。中国虽然没有实现预定的收回山东主权的目标，但也部分实现了自己的参战目标：废除了与德奥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停付或缓付庚子赔款；赢得国际社会的入场券，首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国际关系体系的重新安排，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国之一。
第三，唤醒了国家民族的进一步觉醒。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一战及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小民族、国家利益的肆意践踏，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与掠夺本质，也彻底粉碎了中国人对“国际公道正义”“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由此，中国人开始寻求一条介于中国传统封建制度与西方道路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他们将信任票投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找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航向。（特邀嘉宾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部长 李 泉 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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