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编辑标杆

    仁者寿。8月14日，光明日报文艺部最老的编辑黎丁同志，以96岁高龄驾鹤西去。三十多年来，在心中一直以他为自己编辑生涯的标杆，但却始终也没有达到他的高度，不胜感慨，不胜唏嘘！

    黎丁不仅是我们文艺部、不仅是光明日报，同时也是中国报人的一个传奇。20世纪80年代我到文艺部之前，就听说了他的许多“神话”：比如他能不论早午晚饭、茶点之时，推门就进郭沫若、茅盾、巴金和夏衍先生的家；他能在大年三十晚上登门，督着老舍先生给“东风”副刊赶写稿子；他能不论说起现当代哪位作家的作品或为人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他能不论谁问到文化界哪位大家的地址和电话，马上拿出他的小本子，一翻准有；他能在所到之处都受到名家们的真心欢迎和问候……

    因此，在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心里是很紧张的。他瘦瘦高高，满头白雪，一张历经磨难的脸上，纵横交错着数不清的皱纹，每一条里面都好像有故事。他不戴眼镜而读书看报，精力旺盛又乐天知命，每天都乐呵呵的。他丝毫没有架子，部里的人一律对他直呼“黎丁”，从老到小，大家都倍感亲切。这习惯很快就同化了我，称“黎老”反而显得别扭和矫情。我从心里极其尊重他，把他定作自己终生学习的榜样。

    不久我就发现，黎丁其实很不能说，甚至见人木讷讷的。他一点儿也不春风得意，半点儿也不神采飞扬，反而谦虚谨慎，做人极其低调。很多老作家、老编辑们都告诉过我，黎丁最受人尊敬的是人格——不攀富贵，不惧权势，不弃井下之人。多年中，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大年初一必定去给文学界的朋友拜年，多是去“门前冷落车马稀”之家，比如去看望过世名家们的遗孀……

    说起来故事多了：“文革”期间，人人躲在家中，避人唯恐不及，而黎丁却突然生出串门的嗜好，上班时间在单位接受运动，一下班就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倒霉者”家中。进门之后，也不谈政治，和他们及家人一块儿坐坐，谈点身体天气之类，人走了，温情却留下了。一天走到北京赵堂子胡同，去敲西头那扇斑驳的小木门，好一会儿才有了动静，打开的一条门缝中闪出老诗人臧克家憔悴的脸。臧老看清是他，大惊失色，连连作摆手使眼色状，示意快走。黎丁笑眯眯地拱拱手，心满意足而去。后来这一幕又在理论家唐弢家门口上演了一次。而“文革”结束后大批好人被解放，黎丁穿梭着陪着一家家欣喜连连。待他们官复原职后，这老头便又销声匿迹了。偶尔逢面问起来，他眯眯一笑，木讷讷吐出半句：“现在你们都忙……”他身上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志向高洁、重义不重势利的高贵情怀。

    黎丁本人就是老作家中的一员，与巴、老、曹同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统区，就以其与国民党反动派毫不妥协的斗争态度，以其鞭辟入里、犀利漂亮的杂文享誉文坛。20岁头上就结集出版了《怒向集》《敌人》等杂文散文集，成为进步作家阵营中的一位活跃人物。后来他跟我们说起那段辉煌历史，眉宇间还漾出自豪之色，看得出来，他对那时的自己相当满意，那是他一生中最夺目的时期。

    我最羡慕黎丁的是，多年来只要需要，没有他组不来的稿子，也没有他请不动的名家，以前“东风”副刊上经常出现的一大串辉煌名字，与黎丁的关系极大。他工作起来简直有一种舍身沙场的劲头，不论刮风下雨，路途遥远，也不论假日年节，什么也挡不住他去跑稿子。跑回来每每先细读一遍，拿着毛笔把疑惑之处一一描画清楚，再在小样、大样上一遍遍地检查核对，直到准确无误地见了报才释怀。当同志们表扬他时，他却总是说：“现在好多了……”

    确实，他是从艰难困苦之中磨炼过来的。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桂林，政治黑暗，生活维艰，文人生存之难可想而知，黎丁竟能披荆斩棘，主编《今日文艺丛书》出版。一共出了14种，有蹇先艾、许幸之、臧克家、丰子恺等人的专集。他一介穷书生，哪来这许多钱出书？原来是他常常去印刷厂排字、校对，兼去书店办发行。他还清楚地记得，最困难的是丰子恺的那个画册，当时根本没有制版设备，一幅幅画都是找人用木头刻出的。好容易凑合出来了，却因为一幅题为《左转弯走》的漫画而被勒令禁出，其实那幅画还真没犯禁，不过是画一骑马军人，在抗战的大道上面对两条出路，左边是成功，右面是成仁。可是“左”字刺痛了检查官的神经，无端地与“左派”“革命”联系起来，就有了“赤化”之嫌。黎丁无奈，只好找了一把锉刀，锉掉前面三字，这才获得通过。

    黎丁跟我谈起当年出那套丛书之难，犹有惊心动魄之感。最为惋惜的是还有几种书，纸型都打好了，却因日本鬼子逼近而毁于战火之中。为纪念起见，后来他一生都一直用编那套丛书时所用的笔名“黎丁”作为姓名。

    黎丁姓黄，本名黄恢复，1918年生于闽南一个穷乡僻壤。他父亲是一位油漆匠，全家无一读书人。小学没毕业，黎丁就失学务农。10岁上下背井离乡到台湾谋生，当时台湾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之下，黎丁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当学徒。“学徒苦，学徒苦，兼做佣人倒尿壶”。这家有个日本小崽子，黎丁像小阿信一样每天背着他到处走，小崽子人小心坏，常常无端哭叫，待黎丁挨打便看着嘻嘻笑。有一次黎丁气火了，把小崽子背得远远的，痛打一顿，警告不许再哭。结果他被吊在树上打个半死，从此被轰出门。

    黎丁走上文学之路，是靠搞校对为媒介。他十几岁进《泉州日报》，对开一张大报，从新闻到广告，全是他一人校对。靠了这日夜的辛苦，后来逐渐为文，才慢慢跻身文坛。这充满艰辛的人生旅程，也许就是他日后坚韧不拔性格的形成之源？

    最令我感动的是黎丁对“东风”副刊的工作认真到了家。他早已于1983年办了退休手续，但几天不来看看就放心不下。而我们几个年轻编辑也确实比他那一辈人少了些什么——编辑工作干长了，总会生出烦腻之心，有时对一两个赘句病语或引文什么的懒得去费神查对。黎丁则较真地对付每一个字，有时候唤不动我们，就亲自跑图书馆，简直比原作者还认真。那股劲头，常常把我们弄得目瞪口呆，在心中油然生出敬佩之情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疏懒倍感惭愧。

    50多年的编辑生涯，96岁的人生历程，黎丁编过多少稿子？推出多少作家？连他本人也说不清了。我们谁也说不清。也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是他笑眯眯的可亲形象、他克己助人的高尚人格、他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他对世界的一片真善美之心，已深深刻烙在我们文艺部所有同仁的心上，成为我们这些后来者倍加珍视的宝贵遗产。

    放心吧，老黎丁！我们会努力传承您的精神，让您曾为之呕心沥血的副刊园圃，永远丰茂葳蕤，姹紫嫣红。

    （作者为本报领衔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