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不负父遗书

    袁芳瑛是清代一位大藏书家。如今他的名字不但普通人已不大熟悉，就是一些论述藏书的专著，也记载不多。究其缘由，大概是他身后藏书迅速散亡，不能如那些累世藏书之家，得享盛名。名之不传，恰如物之不遇。

    袁芳瑛是湖南湘潭人，字漱六，道光乙巳年（1845）中进士，藏书处名“卧雪庐”。他藏书颇富，与浙江仁和（今杭州）的朱学勤、广东丰顺的丁日昌，并称咸丰时三大藏书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中说，自己藏有一部《绛云楼书目》（绛云楼是清初钱谦益的藏书楼），经袁芳瑛朱书手批过，上面记录的珍贵书籍，旁边时有“此本在余许”“余藏有宋本”等袁氏字迹，从中可窥见袁氏藏书十之二三。同为清末藏书家的叶昌炽，在其《缘督庐日记》中写道：“袁淑六藏书之富，恬裕、皕宋楼、海源三家皆不能及。”这是极高的评价。

    恬裕，是指清代著名藏书家瞿镛，他是江苏常熟人，藏书处名“恬裕斋”，后因获古铁琴与古铜剑，遂将藏书处改名为“铁琴铜剑楼”。宣统元年，清廷曾以京卿官职为诱，命瞿氏以家藏书籍献赠。

    皕宋楼，是清末藏书家陆心源藏书楼之名。皕宋，意谓内藏宋刻本有200种之多（实际不及此数）。陆氏藏书后来被其子陆树藩卖给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此文库有18种古籍被日本列为“重要文化财”，而陆心源之宋元版藏书就占16部，可见皕宋楼藏书的文献价值。

    海源，是指山东聊城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创建的海源阁。其藏书宏富，版本精善，海内闻名。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毛泽东主席赠送给他的《楚辞集注》，就是海源阁藏书的影印本。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国家典籍博物馆成立，所展示的宋元善本书籍，几乎都有海源阁或铁琴铜剑楼的收藏印。叶昌炽曾著《藏书纪事诗》，遍述历代藏书家故事，他以此三家作对比，足见袁芳瑛藏书之富。

    袁芳瑛幼而好学，他的舅父石承藻考中过探花，是清朝官吏，袁芳瑛曾遍览舅父家的藏书。袁芳瑛考中进士后，在北京任翰林院编修10余年，读抄内府藏书，并去厂肆搜求，获得一批内府散佚出的四库馆底本、稿本和善本。他尤其喜欢收集考据不同版本书的异同，收明代以前《史记》多达30余种。每得一善本，他便手校标目，不断积累，于版本校勘最有研究。叶德辉评价说，同治光绪以前，谈版本之学者，京师只有仁和（今杭州）人邵懿辰、盩厔（今陕西周至）人路慎庄、湘潭人袁芳瑛三位。

    后来袁芳瑛赴任松江知府，载书相随，因和太平军作战，藏书受到不少损失。当时清廷与太平军战事四起，江浙故家巨族为避战乱，大都到了上海，其藏书也多散失到当地书肆。袁芳瑛近水楼台，在上海各处购买书籍不遗余力，所得的书比原来的旧藏更胜。后人统计，袁芳瑛的藏书，得之于孙星衍孙氏祠堂藏书的占十分之三，得之于杭州故家的占十分之二，得之于任编修时搜仿的占十分之四五。

    袁芳瑛的藏书，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叶德辉《郋园读书志》说：“湘中精版本之学者，必首推先生，所藏两宋元明旧椠名钞，皆荟萃南北藏书家整册残篇而自成一派。身后为不肖子孙鬻卖及献之权贵者，瑶函玉册，贱若泥沙。”关于袁芳瑛藏书的散佚，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的记载最动人心魄，略述于下。

    袁芳瑛藏书号称近代第一，他罢官归乡时，装书的船就有数十条。袁芳瑛去世后，其子榆生便将书籍堆放在五间楼房中，封闭楼门，积年不问。光绪初年，湖南学政朱逌然离任前，曾亲自去袁家储书的五间楼房参观。他见到的场景是楼房中由下至上，皆被书籍充塞，要进入楼中，必须从遍地的书丛上踏过。由于书籍都堆摞在一起，无从检阅，但随手翻看竟都是宋元本的珍贵古籍。更令人痛心的是，楼中白蚁累累，可以想象许多书籍已被虫蚀。朱逌然将自己见到的情形告诉了当时湖南巡抚之子李盛铎，而这位李盛铎日后也是一位藏书家。朱逌然说：“东南文献菁华，盖在此五间楼中，听其残毁以尽，吾辈之罪也，吾力不及，时亦不许，子其善为谋之。”朱逌然这话，言辞像托孤，意思很珍重，李盛铎遂决心收购袁芳瑛的藏书。然而袁榆生虽然此时家境不富裕，但是贩卖先人故籍，也怕受到人们的责骂。于是李盛铎先借钱给袁榆生花用，当袁榆生借了数千元后，李盛铎便要求用其家产抵债。而袁榆生用来抵债的家产，自然只能是书籍。最初送来的数十册书，大都为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刊印的，并不珍贵，但李盛铎依旧估价留下，并要求看一看袁家藏书目录。袁榆生送来书目四大册，以蝇头小楷书写，记录的都是善本书籍，一看就知道是藏家旧物。李盛铎于是按图索骥，辗转收了不少袁芳瑛藏书中的珍品。第二年，袁榆生尽取家中藏书，有数百箱，运到汉口出售。当时购买者麇集，浙江藏书大家丁丙也在其中。李盛铎也是尽力购买，并且说，我这样做是在与吃书的虫子争胜，将从天下收集来的书还给天下人罢了。李盛铎自己认为，他前后从袁家收来的书，大概只有袁芳瑛原来藏书的十之一二。由于获得这批书，他一跃而成清末大藏书家。后来李盛铎与朱逌然在北京相遇，说起收购袁芳瑛的藏书，使其没有全部损毁，两人还颇感欣慰。

    袁芳瑛藏书散佚，在其他一些藏书家的记述中也可窥一二。缪荃孙题跋《元河南志》云：“光绪壬申袁漱六前辈卧雪庐藏书来厂肆火神庙，名钞旧校，触目琳琅。而价极昂，荃孙境又极窘，无计得之，又不能自已，心跃跃然，目炯炯然，逐日蹒跚书城之侧，寝食俱废。”叶德辉《郋园读书志》说，他校对《赵忠定公奏议》，见袁芳瑛藏书目录中记载收藏此书，便急托友人向袁芳瑛的孙辈寻访，但“残篇蠹简中并无此种”，听说所藏残书卖给衡州程氏，但程氏并不懂藏书，叶德辉慨叹“惜哉”。

    据说，袁芳瑛藏书最后一批，是四大箱钞本秘籍，卖给了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售价近万元。而当年袁芳瑛最珍贵的几柜书，因屋漏雨蚀，粘不能揭，竟被榆生付之一炬。李盛铎所收藏的图书，后来捐献给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善本书的最精华部分。

    袁芳瑛的老乡，湘潭人齐白石，曾画过《石门二十四景》一套册页。在其中一幅《甘吉藏书图》中，齐白石题写道：“亲题卷目未模糊，甘吉楼中与蠹居。此日开函挥泪读，几人不负父遗书。”这首诗，或许正可看作袁芳瑛藏书散佚的一个注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