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底的愿望

    在刚刚召开的“关羽学领军人物、学者胡小伟先生追思会”上，我曾发言谈到他的一些往事。我曾是他的老师，但岁月和交往早已把我们变成挚友和兄弟。在那次发言中，因为难以抑制的悲痛，我漏掉了许多应当说的话，比如读书。

    20世纪80年代我刚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拍过《丹心谱》之后，厂里决定要水华导演拍摄《创业史》，分配我参与剧本的写作。而我没有西北农村生活的经验，只好改弦更张。这时有人提议改拍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我举双手赞成。可惜，我原有的那部小说早已飞往乌有之乡，不想却在天津郊区一个书摊上购得一本，赶紧如饿汉一般通读两遍，再转给水华老师。一次和小伟谈起此事，他无意中说了一句：“钱先生说，现在读过几本书的人不多了。”听罢，我悚然一惊，我就属于“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难怪小说里的许多细节和明知有暗喻我却解不开寓意的微妙。这让我心里忐忑，睡不着觉。电影不比小说，需要用运动的影像表明一切意境。我深知自己功夫不到家，于是止住了改编这小说的欲望。大约水华老师心同此理，也表示“不敢拍此片”。于是《围城》的电影版至今还待字闺中。

    这件事至少活脱脱地说明了我此前的读书是怎样的少而无用。其实，少年时代，我读书不能算少。我的祖父是河北一个有名的文具商，旧中国时代，他除了经营以自己名字为商标的体育器材而享誉国内外之余，还卖文具和书籍。据我的老师说，他敢卖马克思以及普列汉诺夫等人的作品。因此，他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进了监狱。

    在我的童年印象中，至少看见他店铺中除了《红楼梦》《聊斋》等等之外还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丁玲、冰心等人的作品。我清楚地记得我读到的第一本《简明中国通史》是在他的店中，那是吕振羽的著作。1950年到1953年，我在祖父的店中以及在保定莲池书院里的河北图书馆中如蝗虫一般“吞吃”了各式各样的书，以至于我的母校保师附小，大力表扬了我一番。我甚至借读过茅盾先生的一本《三角关系》，以为那是一本数学书，翻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借谈三角恋爱而涉及社会现象的小说。对我这小学生而言如同天书，只好奉璧，至今不知所云。可见我那时读书毫无目的，囫囵吞枣，连核一并吞之。1953年至1956年我念高中，读书有了点规矩，比较系统地读了18、19世纪俄罗斯文学，那时候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代表作汉译本，差不多全都被我“吃喝”一遍，我几乎陷入疯魔。冯牧先生有双慧眼，他在给我的小说《故土》写序时明白指出我受屠格涅夫的影响，喜爱他笔下温存可爱的俄罗斯女性。是的，我至今喜爱她们，对闪婚闪离和狐狸般狡黠、狮子般凶猛的女性，避之犹恐不及。许是我老了，不懂凶汉般女子的可爱，所以写不出也不爱看这样人物为主的影视剧。这便是读书给我的坏影响，有志成为时尚作家者，千万别学我。

    1956年至1960年我读大学，读书本知识少，读社会书本知识多。唯一收获是从1957年始，方知人生有一个“人生观”的大问题。这是我读了周恩来的一首诗悟到的。他说：“我们要努力地为着死/也努力地为着生。”那时“反右派运动”正如火如荼，我正在接受批判，消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小资产阶级情调”。据说我的错误根源是读18、19世纪西方和俄罗斯文艺作品而受到的污染，解决的办法是从此不读西方和俄国那时的文艺作品。那种对世界名著闭上眼睛、假装从未见过的情形，其难受程度犹如硬充痴呆病人。正是这时，周恩来的这几句诗，给了我思考的快活：“为什么要先为着死，再努力为着生？”真是日夜思之，力求悟之。终于有一天，我好像明白为什么奋斗到死，才会尽一切可能活着。这就是人生观的大问题。

    1957年我受了不应该的批判，但我也因此懂得了人活着有个人生观的问题，那年我刚满18岁。那以后，无论何时，我都努力地快活。在工厂劳改时，我在隆隆响的机械声中高唱我会的“外国名歌”，反正谁也听不见，我就这样没心没肺地营造一个让自己快乐的环境。回家就从先秦文学开始重读国学，因为我想了解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相信总有国学重光时。所以在工厂以及在农场劳动时，我反而格外快乐。遗憾的是，那时我一门心思“了解我的祖国”，却没抓紧时间学习外语，以至于今天外语外行。有位过去的朋友说：“会外语有什么了不起，连外国的狗都听得懂外语。”这自然是为自己不懂外语找理由，却也让我松懈了学习外语的心。

    想为学习光大中华文明奋斗终身的理想，让我从文学艺术的领域渐次回归学术和教学，甚至癌症也不能使我丧失信心和劳动的动力。正是在三次癌症治疗期间，我完成了三本关于国学的书，获得了国内外的肯定。如今我想再打起精神，重新修订一些作品，以符合时代之需要。我知道我已不复少年，但我的心依然系在蓝天，我愿拨云逐日，即令成为一抹游魂也永在我祖国的天空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