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经济新常态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此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发展，新常态这一概念逐渐为人们所熟知。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一概念，新常态又该如何客观看待？在新常态下，改革又该如何推进？

何谓新常态，弄没弄清楚？

    2012年、2013年，我国GDP均增长7.7%，2014年预期目标是7.5%，上半年为7.4%，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的高速增长。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看来，这是新常态的一个首要特征，“经济增长率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

    分析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成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

    与一些媒体认为的“新常态即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不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元春表示，在本质上，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大过渡时期”，它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就要步入新的稳态增长。

    “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的过程，一个风险在不断暴露中得到缓释的过程，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产物。”刘元春表示，因此，中国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是结构调整，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的过渡过程。

    如何看待这样一种新常态呢？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认为，新常态的基本特点，主要是由我国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决定的，是由经济基本面因素变化决定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比过去十多年有所降低，但与全球范围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有望保持较高水平，“识别新常态，要点是客观，而不是乐观或悲观”。

增速缓下来，坐不坐得住？

    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以来，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有过稳定提高，但是，在2011年达到55.5%的高峰之后，其贡献率一路下滑，2013年降至50%。同期，外需对增长的贡献率更是急剧下挫。2010年以后，不仅连续三年为负，2013年更落至－4.4%的新低点。相反，投资的贡献率倒是上升的：2006—2013年的7年里，其贡献率提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

    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仍不合理。在旧常态下，货币刺激、投资驱动已成思维定式。如今增速缓下来，能不能坐得住，能不能习惯非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人们已经认识到，目前的调控思路不是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而是要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落实减政放权。

    刘元春表示，在新常态时期，中国宏观调控需要强调在面对趋势性回落过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地启动刺激政策来治理结构性的回落。另一方面，还需要强调“主动作为、底线管理、区间调控”，在经济可能触及底线时，主动采取“微刺激”，并及时“微调”与“预调”。

    “在一个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都存在易变性的时期，区分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失业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要守住风险底线。因为没有明显的失业、没有普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局部风险不演化为系统性风险，是经济在潜在水平附近相对健康运行的标志和显示器。抓住这些底线，在很大程度上就抓住了宏观经济潜在水平的大致区间和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刘元春说。

    如今，不能再被短期速度问题所牵制，而忽略了中长期的结构问题、发展方式问题。刘培林表示，新常态下，推动增长的主要力量，必须逐步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多元的创新。

    习近平在8月1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强调，我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魄力够不够？

    旧增长模式遗留下的一些问题，比如产能过剩突出、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财政金融风险等，这些都是新常态不能回避的问题。

    刘培林称，中国现阶段的新常态，有两方面主要任务：眼下比较紧迫的是化解旧常态下形成的一些经济、金融和社会风险因素；同样紧迫但意义更加重大、影响更为深远的任务，则是通过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新常态离不开扎扎实实的改革与行动”。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不管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要求建设一个有活力的市场和有为、有效的政府。

    迟福林建议，要尽快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常态：以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为目标，尽快形成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行动方案；以规范地方债务、改变政绩考核体系为重点，尽快形成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制度约束；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全面实施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推进市场监管从行政监管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变，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

    “今年乃至未来2~3年，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的趋势，更有赖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突破。”迟福林表示，在宏观政策调整的同时，不为短期的经济干扰所动，跳出短期看中长期，跳出速度看结构，跳出政策看改革，向深化改革要动力，以形成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增长新常态。（本报记者 陈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