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处境与作家的两难

    对于乡村中国的当下状况，可以有多重描述。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文明的崩溃已无可避免。这一点不仅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而且在多种非虚构的资讯中也耳熟能详。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决定了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乡村”。于是我们看到，在不同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差异性仍然是一个普遍的存在。特别是那些发展相对缓慢、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尚未完全渗透的乡村，传统文明在生活中仍然具有支配性。王妹英的《山川记》（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所讲述的桃花村，就是这样一个所在：“桃花村四面环山，藏于沟谷。九道山梁依势向谷而奔，一山独起谷中，大有九龙抱珠之势。一条小河奔流而过，名字叫作石头河。点点村居宛若散星，西临苍岩树，东依凤凰翅，地势风貌，疏朗俊逸，山谷随意而驰，有弯便拐……”

    一个诗意的、田园牧歌式的所在，就这样在作家的笔下被描摹出来。这种村志和鲜明的抒情笔致，表达了王妹英对桃花村溢于言表的挚爱之情。这一乡村中国的表达方式，其谱系可追溯至新文学发端时期，鲁迅、蹇先艾、艾芜、沙汀、沈从文等。但是，到了王妹英笔下的桃花村，想象与现实的乡村发生了分裂。此时的桃花村，正处于“文革”的大环境，笼罩在一种陌生和彼此仇怨的紧张中。

    小说书写了桃花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塑造了东明、蓝花、二喜、小山、翠平和东明爹铁石、香莲、二喜爹妈、三寡妇等形象。这些形象虽然可以在百年乡土文学的大传统里找到各自的原型，但在作者的讲述中，他们不仅有坚实的生活质感，重要的是还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特别是东明和蓝花，是作家理想中的人物。在乡村文明的哺育下，蓝花集乡村中国女性优点之大成，她美丽、多情、勤劳、坚忍，能看出平凡生活的美和意义。她始终爱着东明，但嫁给二喜后，也能随遇而安，一心过日子。东明是这个时代的理想人物，他婚姻不幸，没有娶到蓝花。但他自尊自重，没有随波逐流放纵自己，他面临过诱惑，但都把持住了自己。传统乡村文明在东明身上依然闪烁着动人的光彩。

    但是，变化的世风不可能不影响到桃花村。二喜爹和三寡妇的风流事，山村里日常生活中的摩擦时有发生。特别是小山这个人物，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使他彻底背离了桃花村的文明，他卷走耐火材料厂的公款，出卖桃花村的矿藏，直至矿窑崩塌数十人被活埋，最后逃离了桃花村。王妹英书写了桃花村的历史变迁，这个历史，是乡村中国正在经历的切近的历史，它不是作家杜撰和想象的历史，它来自生活本身。

    同时，王妹英也不免踌躇。她对传统的乡村文明充满眷恋，她充分书写了那里流淌的诗意的文明。这里的合理性在于，这种文明超稳定性的内在结构，对族群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具有支配意义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这种具有超稳定意义的文明，虽然也处在不断被建构或重构之中，但在本质上并不因时代或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而这种文明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小说着墨最多、用力最勤的东明和蓝花。尽管如此，现代性还是具有历史合目的性，它是不可阻挡的，这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王妹英对小山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隐含了她对呼啸而下的现代性的某种隐忧。《山川记》就这样写出了乡村中国历史变迁的两难处境，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还使作家难以找到解决的可能。我想这不是王妹英个人的犹疑和矛盾，而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困惑。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