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狂魔到和平使者

    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纪念日。这一天，到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陈列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7月3日到8月16日，中央档案馆首次在互联网上连续全文公布了45名在中国受审的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关注。

    除了这些笔供，中央档案馆还保存了当年日本战犯的罪证和实物案卷，释放日本战犯的录音及影片，以及战犯回国后活动的档案等等。

    到1964年3月，这些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回国。令人称奇的是，他们自发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罕见的勇气和坦诚揭露侵略战争的罪恶，为中日和平奔走呼号。一件件珍贵的档案，真实记录了他们从战争狂魔到和平使者的转变历程。

    “档案不会说谎，公道自在人心。”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说。

改造

    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苏联开来的闷罐列车缓缓驶入中国边境小城绥芬河，列车中装载着969名侵华日军战犯。根据1949年达成的协议，苏联将这批战犯被移交给新中国处理，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档案记录下了他们的滔天罪行：

    藤田茂，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供称“把济南俘虏收容所600名以上的俘虏，在6月15日以后使用于教育刺杀了”。

    铃木启久，117师团长，供称“于上板城附近烧掉了两个共有300户的村庄，并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民”。

    武部六藏，伪满洲国总务长官，供称“满洲的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制订是在1937年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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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参加过战犯管理的老同志介绍，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刚到管理所时，一方面惶恐不安，担心报复，怕被处极刑；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做阶下囚，不承认犯罪，气焰嚣张，甚至有人准备以死效忠天皇。

    档案记载，为了使这些战争狂魔改恶从善，抚顺战犯管理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采取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打击嚣张气焰，迅速稳定监内秩序。其次，将出身卑微的中下级人员作为争取对象，使其摆脱军国主义思想束缚，以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同时，组织理论学习、专题讨论、体力劳动、外出参观等，逐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孽，促使其悔悟认罪。再次，在伙食、医疗卫生、文体活动等方面给予他们人道主义待遇，使其真正认识到中国人民的宽容大度。

    老同志们回忆，当时看押战犯的管教人员吃的是粗粮，而战犯们则按将、校、尉等不同级别，分别供应小灶、中灶、大灶，主食一律为大米和白面。

悔罪

    1951年至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日本侵华战犯进行了调查。1956年4月25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确立了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实行区别对待、宽大处理的方针。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批对关押在抚顺、太原的1017名罪行相对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对45名罪行较重的，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诉讼。

    1956年6月，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第一个走上被告席的是铃木启久，他当庭跪地认罪。接着是藤田茂。在最后陈述中，藤田茂感激地说：“我在胜利的中国人民的法庭上低头认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中国人民正义的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献给反战与和平事业。”

    二战之后，有几十个国际法庭、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了审判，在其他法庭从未发生过的一幕出现在了新中国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45名战犯，对法庭指认的所有罪行全部承认，没有辩解，没有推脱。被告席上的很多战犯痛哭流涕，当庭下跪，跪向审判席，又跪向旁听的中国民众。

    旁听了庭审的外国记者写下评论：“中国的审判，虽然检察官与战犯、受害者与战犯、证人和法官与战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各自的立场不同，但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战犯和所有人异口同声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在国际审判史上绝无先例。”

    最终，中国法官没有判处一个战犯死刑。铃木启久、武部六藏、藤田茂等罪行最重者，也仅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从他们被苏联红军俘获时便开始计算。

    “对这些杀人如麻、不可一世的刽子手，我们是以德报怨，最大程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利用处副处长张开森说。

重生

    1956年7月，1000多名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登船回国。两个月后，一个名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的组织诞生了。“中归联”的成员都是参加过侵华战争，并犯有多种罪行的人。他们表示“低下头来、诚心谢罪”，宣布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

    后来，被判刑的45名战犯也先后被释放回国。到1964年3月，这些战犯全部被释放。

    回到日本的藤田茂担任了“中归联”会长。这位曾经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年逾花甲之时成了日本和平人士的一面旗帜。他不断带领会员奔波于各地巡回演讲，介绍中国政府对战犯实行的人道主义待遇，用自身经历劝诫民众反省战争。1980年去世时，藤田茂身上穿的是1972年周恩来总理赠送给他的中山装。

    1988年，“中归联”捐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建起了一座谢罪碑。碑文写道:“战败后，我们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恨罪不恨人’的人道主义待遇，开始恢复人的良心，没想到根据宽大政策，一名也没有处死，全部释放回国，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

    “日本右翼分子宣称，这些战犯的笔供是在中国政府的压迫下写的。”李明华表示，“那他们回到日本后，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翻供？为什么还主动投身中日和平事业？档案记载的历史，战犯回国后的言行，已经说明了一切。”

    随着成员的相继离世，“中归联”在2002年解散。与此同时，他们的后代宣布成立“抚顺奇迹继承会”，继续行走在中日和平之路上。（本报记者 王逸吟 殷 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