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不见渭水旧模样

    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关中是渭河的冲积平原。渭河流经西安附近时容纳了泾、灞、浐、沣、滈、涝、潏等七水。因此，历史上号称八水绕长安。 

    我出生在灞水之首，成长在浐河之滨，少年时代的情景常常因见到这些河水而回流在眼前。那是一个灿烂的黄昏，在浐河边一片林木丛生的坡地上，有一群披头散发、腰裹麻片的男女手握石器砍树拓荒；背面的山涧，有人手执树杈与石块，围猎一只野山羊；而在弯曲的河边，一少女双膝下跪正在汲水，用的是一只尖底陶瓶，上边印有鱼纹人面图案。这不是我的幻觉，这是当年新建的半坡博物馆中的一幅油画。我的第一节历史课就是在这个博物馆上的，这幅画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从此，我喜欢约小伙伴在河边玩耍。在这昔日的皇家京畿的草丛石滩上，随手可捡得已成碎块的瓦当。我与伙伴常常用瓦当打水漂，看谁的瓦当在水上漂得次数多、抛得远。即便是在闹大饥荒的20世纪60年代初，我仍然喜欢去河滩抓青蛙、偷红薯。我学着半坡人的样子，头戴柳条圈，穿着补丁短裤，光着上身和脚丫，用自制的小铁叉在水边玩耍。夕阳西下，趁农民收工回家，钻进他们的红薯地，偷挖已长胖起来的薯茎。然后点起篝火，烧烤我们的“猎物”。那时我不愿上学，坐在教室里实在挨不住饥饿的折磨。逃学来到河边，虽然更饥饿，但总会有一顿自制的晚餐，可以缓解一下咕咕饥肠的鸣叫。我还喜欢农民在田间搭盖的茅草棚，当地人叫它“庵子”，它的外形非常像半坡人那半窖穴式的房子。我常常与伙伴趁无人时钻进去玩耍，那感觉仿佛走进原始人的居室。

    我对渭河系统而理性的认识，始于1992年拍摄《八百里秦川》专题时。那时，我们“陕西摄影群体”中的六七位摄影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沿着渭河用照相机记录了两岸的人文地理、习俗风情。后来我又一次从渭河源头的鸟鼠山出发，对渭河作更加详细的考察。当我把自己热烈的情感投入渭河考察后，深切感到这条既是母亲河又是历史名河的丰腴和贫瘠、古老和沧桑。

    十年以后，当我有机会再次考察渭河时，那条原始的自然的渭河早已离我们远去了。2001年的渭河行是很仓促的，5天跑完了800多公里，自然不能深入细致地采访它。尽管是蜻蜓点水，尽管许多地方并未点到，但这条我本已熟悉的母亲河，还是改变了我以前许多的记忆，留下许多新的沉重而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断流、污染、大开挖。

    在鸟鼠山，十年前的品字泉，如今只剩下一个口子了。水少而贵以至于被视为神水严加看护，不准饮用。幸亏渭水源头还有另一条支流叫清源河，成了渭源县人民的救命水。清源河发源于鸟鼠山南面的豁豁山，比禹河源远流长。早在1938年，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率学生考察渭河后，就对禹河为源头提出过质疑，认为禹河徒有虚名。豁豁山虽然没有鸟鼠山名气大，但地处深山僻壤，人烟稀少，植被少受破坏，上游大面积原始森林为渭河注入不断的源头活水，哺育着两岸的子民。

    从渭源县出发，翻武山进甘谷，入天水走宝鸡，过西安下渭南到潼关，一路风尘。我见到渭河有许多支流，但都没有水，尤其是上游的支流全变成白花花的石头河。至宝鸡峡，渭河好不容易收拢了不知从哪里渗出的股股细流。流水大都通过宝鸡峡被引入渭北高原。中游以下地区所见到的渭水，早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禹河”水了。

    渭河流经秦陇山地，河床中堆满因修建宝天铁路复线而从山洞中吐出的大量碎石。有些河段两岸已被压缩到10多米宽。为修建隧道，挖沙机把河床掘得千疮百孔，使天然河床变成惨不忍睹的“乱杂坟”。渭河正经受着大开挖的考验。

    转眼又一个十年过去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渭河的整治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很快付诸实践，取得显著成果。如今，无论散步在宝鸡的渭河之滨，还是徜徉在咸阳的渭水两岸，都可欣赏到清澈的流水、婀娜的垂柳、翠绿的草坪。

    渭河在潼关汇入波澜壮阔的黄河后，急转向东流去。相比黄河，渭河变成涓涓细流，它悄然无声却坚忍执着地走向自己的归宿。站在高耸的潼关南原，我两次俯瞰渭河和黄河，虽然都是晴天，但它们却笼罩在烟雾蒙蒙中，不肯显露自己的整体面貌，给人留下无限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