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超越知识的界限

    智慧虽借助知识，但最终的旨归却是超越知识。在知识效应不断膨胀、各种知识类型不断翻新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自觉地把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智慧远离抽象，回归生活，回归实践，回归经典。

为学与为道

    一个学生曾向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求教：“老师，您的知识比我多许多倍，对问题的回答又十分正确，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问呢？”芝诺没有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而是顺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并指着这两个圆圈说：“人的知识好比一个圆圈，圆圈里面是已知的，圆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的越多，圆圈就越大，不知道的也就越多。这就是我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

    芝诺将知识比喻为圆圈，表明知识总是在不断推陈出新，绵绵没有尽头。对此，庄子还曾发出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慨叹。但是，知识的增加并不代表着智慧的开悟。相反，知识自身的异化可能还会对智慧造成遮蔽。正如庄子笔下的春秋战国时代，学说横议，观念不一，相对主义盛行，学者们各持己见，各执己端，就像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各有各的用场，又像是百工技艺，各有各的用途，但谁也不能包容全体，最终，“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隐而不显，“道术将为天下裂”也就不可避免了。现代的知识体系何尝不是如此？自然哲学在17世纪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后来却分出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19世纪的思辨哲学产生了社会学、心理学、数理逻辑、符号逻辑、分析哲学等。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在隔行如隔山的专业分工中，每个人好像只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而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全才”。于是，世界的丰富性和整体感荡然无存，人也开始面临被“肢解”的命运，迷茫困惑无处不在。

    知识是“多”，反映的是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经验积淀；智慧是“一”，折射的则是对亘古永恒的持续追问。人类需要知识，但更需要在知识中抽身而出，以保持对永恒之物的敬畏和体察。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当年就曾警告说：“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老子也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指的是后天经验知识的积累，需要做加法，故曰“日益”；“为道”则是指对天地之间永恒之物的体认，需要做减法，超越并化除杂多知识的干扰和欲望情绪欲念的羁绊，故曰“日损”。当损至无物可损，退到无处可退时，人之本心和道之澄明才会一起向我们显现。所以老子说，要“知其白，守其黑”，既能入乎知识之内，又能出乎知识之外。黑暗是丰富性的象征，所以富有诗意；白昼是清晰性的表达，所以代表光明。人类原本就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追逐光明，我们点亮了蜡烛，但我们越来越执着于光明，却忘记了黑暗本身就是光明的隐藏之处。

旁观与亲证

    知识是人类集体经验的客观表达，需要以旁观的姿态予以审视。比如，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就需要以主客分离为前提：主体将客体预设为外在之物，继而对其进行对象化的考量和分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

    但人生智慧的获得、存在意义的参悟，通过这种旁观式的态度却不能奏效，必须依靠主体自身的参与。因为世事的洞明、人情的练达、对天地大道的领悟，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没有亲身的参与和切身的体验，一个人尽管也能够拥有某一领域某个行当的知识，但却仍然无法“转识成智”。黑格尔曾举例说：“同一句格言，从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从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其效果是全然不同的。”一个老人口中的格言已浸透了他所有的人生阅历，被赋予了深厚的切身体验，已非年轻人眼中无关痛痒的知识性道理。通过这个比喻，黑格尔批评了哲学学习方面那种貌似真知的熟知：“常有人将哲学这一门学问看得太轻易，他们虽从未致力于哲学，然而他们却可以高谈哲学，好像非常内行的样子……”佛家也据此区分开了“名僧”与“高僧”。慧皎在《高僧传》中说：“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高僧之“高”，高在学问、修证、品德、行为上，但他们不肯随俗俯仰，未必能知名于当世，所以说“高而不名”。而名僧，虽然“寡德”但却懂得“适时”，玩弄辞藻，高谈阔论，迎合潮流，所以说是“名而不高”。

    道德智慧，非躬身亲证而不可得。正因为此，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不信奉外在的希腊诸神，只信仰自己内心中的“神”。在他看来，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哲学的任务，也不是构建外在诸神的知识体系，而是帮助人“认识自己”。正因为此，他热衷于游荡在雅典街头与青年辩论，通过对话和反诘在对方心中“接生”真理。孔子也是如此，他不仅知礼，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去演礼。《论语》开篇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孔子这里，“学”不仅仅是指学习知识之学，而且还是指对道德圣贤的效仿。而“习”，也不是今天所理解的复习，而是指反复操练和模拟演习。可见，古典意义上的学习，并不是功利性的知识记诵和技能训练，而是一种践履的功夫。学问为己而非为人，离开了这种功夫，知识即使烂熟于胸也是外在之物。

言说与体悟

    知识不仅具有客观性，还依靠语言获得了公共性。知识产生于个体经验，但却经由语言成为了集体经验，从而能够复制、分享与传递。但吊诡的是，知识一旦进入语言，就很容易丧失“现场感”，成为与实践相脱节的抽象教条和空洞理论。正如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

    关于语言和知识之间的这种悖结，庄子曾讲过一个“轮扁斫轮”的寓言。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轮扁批评齐桓公只会读死人的书，学到的都是糟粕。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智慧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旦言传，沦为知识，就完全变了味道。对此，轮扁以砍削车轮举例说：“动作慢了松缓而不坚固，动作快了涩滞而不入木。不慢不快，得心应手，嘴里虽然说不出来，但却有技巧在里面。”书籍不过是语言的化身，而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但死读书，读死书，却是把语言等同于思想，最终成了书的奴隶。

    通过这个寓言，庄子深刻地指出了语言对思想的戕害。在他看来，语言难以表达思想的丰富内涵，如《文心雕龙》所说“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而实际上，中西方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对此都有所觉察，从而对语言保持着高度警惕。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论语》不过是记载他与弟子的对话集。他删减《春秋》，最后却发出了“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的慨叹。《道德经》第一句话就是指向“语言”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一旦被说出，就不再是那个永恒的“常道”了。而“名”一旦被定义，必然是有所限制而不是“常名”了。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更为典型，结尾中说道：“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意思是说，他已经把能说的都说完了，剩下的那些无法言说的，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如何“显示”这些神秘的东西呢？我们似乎仍然要借助语言。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借助语言而又超越语言，在字里行间领悟到弦外之音，以达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效果。正如庄子所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语是用来传达思想的，领会了意思就要忘掉言语。这客观上要求语言必须负荷意义的深度空间，所谓“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正因为此，那些传世经典从不采取指称式、概念化的表达方式，而总是采取隐喻和类比的手法。比如，老子就从来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像什么”。他经常以“水”“母”“大”等等来比喻“道”。这种表达方式的好处是：它在显示而不是指称，隐喻而不是定义，从而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在这里，需要的不是认知，不是理解，而是触类旁通，恍然开悟。正如以手指月，重要的不是手指，而是手所指的方向。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