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学术研究没有终结

    十年前，央视的一档《百家讲坛》节目，让原本潜心书斋研习清史的阎崇年成为公众人物。十年来，越来越忙碌的生活并未改变他的学者本色。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开始研究和写作，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

    阎崇年为自己的书房起名为“四合书屋”。他说，一个人做成事情，需要“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

    今年5月，25卷本《阎崇年集》问世，文集800多万字，收录图片2000余张。其中于学术有“一史”即《清朝开国史》，“二传”即《努尔哈赤传》和《袁崇焕传》，“五集”即《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和《清史论集》五本论文集；于大众有《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和《中国古都北京》等。

    “在当代清史专家中能够凭一己之力一次出版25卷的，阎老师是第一人。”出版方表示。

五十载心血汇于一书

    在《阎崇年集》中，120万字的《清朝开国史》，是阎崇年最新完成的学术专著，凝聚了他五十年从事历史研究的心血，亦是至今国内外清朝开国史研究著作中字数最多的一部。

    清朝开国史的时间范围，在清史学界，主要有三种分法：第一种，清朝开国史百年说，即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接受明延平郡王郑克塽归顺、统一台湾，整一百年。第二种，清朝开国史六十年说，即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覆亡、清都北京，约六十年。第三种，清朝开国史二十八年说，从后金天命元年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到清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崇德帝死、顺治帝立，共二十八年。《清朝开国史》的时间断限，取清朝开国史六十年说。

    研究清史，开拓与研究满学，利用电视平台系统讲述历史，是阎崇年这五十年间着力从事的三件工作。《清朝开国史》正是将他在这三个方面的文字成果加以汇集，选取研究清朝开国史部分，加以梳理和重新整合后而成。

    清史史料之多，如汗牛充栋，任何一位学者想要在有生之年将之阅读穷尽都不可能。“不穷尽研究问题的材料，就不敢说话。但是我当初选了清朝开国这段历史，主要材料基本可以穷尽。还是王国维先生说的那句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读完史料，心里有数了，就可以写。”

    1963年到1983年，阎崇年用了二十年时间，阅读完清朝开国阶段相关的基本文献，之后撰写了奠定他在清史界学术地位的《努尔哈赤传》，以及相关论著、论文，再加上这部集大成之《清朝开国史》，在清朝开国史方面发表的研究成果总数达三百多万字。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应是研究清太祖朝历史的价值与意义所在。研究清朝开国的历史，对研究边疆、民族、文化的融合，有很大的意义。今天我们的发展仍然面临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借鉴经验。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合则盛，分则衰；合则强，分则弱；合则荣，分则辱；合则治，分则乱。”阎崇年说。

    关于《清朝开国史》，阎崇年如此评价：“这是我五十年学习与研究、撰著与讲述历史文化的阶段性节点，也是今后学术历程的新起点。”

    “北大的邓广铭先生曾经说过，一本书用十年写出来，再花十年修订，要能修订五次，这本书就可以比较完善。我觉得他这个意见很好。《努尔哈赤传》出版三十年来，我就是每十年修订一次。再过十年，到我九十岁时，如果身体没有太大问题，我计划再重新把《努尔哈赤传》修订一次，把《清朝开国史》修订一次。因为十年的时间会让人有一些感悟的提炼、经验的总结和问题的分析，还可能出现新的史料，肯定会产生新的看法。”阎崇年说，“我一直把学术研究看作一个旅程，没有终结。”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清史研究名家冯尔康，和阎崇年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样评价他的好友，“阎崇年具有敬畏历史的意识，加上敬业精神，乃渐入治学上的新境地。”

走向大众的“三得一失”

    在阎崇年看来，“历史学者的责任，既有学术，又有普及，如鸟之双翼，不可偏废。”

    2004年起，阎崇年四上央视《百家讲坛》，讲述《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等四个系列，共一百八十八讲（集），讲稿分别成书出版。这种学者以语音、影像、文字三位一体系统传承历史科学，凭借电视、广播、网络进行全球性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播，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被誉为独着“影视史学”的先鞭。

    阎崇年治史至今已逾五十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为清史学界的诸多同仁知晓，是清朝开国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百家讲坛》的成功，于阎崇年而言不是偶然，而是他几十年厚积薄发将学术成果进行精心转化的结果。冯尔康说，“阎崇年善于把复杂多变的历史，予以精准概括与提炼，让人一听就能心领神会。”

    近十年来，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知晓，阎崇年自谓有“三得一失”。

    第一“得”，传承历史的能量增大。“历史学者就是传承历史，不是创造历史。1994年，我出版了一部《袁崇焕研究论集》，只印了200本，到2004年，10年的时间还没卖完，到2014年也还没卖完。这怎么传承？只能是自我欣赏。而2004年之后，随着在大众中知名度的增大，我写的《袁崇焕传》，一开机印数就是5万，传承历史的能量自然就随之增大了。”

    第二“得”，个人见解提升。“我原来多数时间是在书斋里看文献，现在到各地交流和实际考察的机会多了，个人见解也得到了一定提升。比如，关于萨尔浒大战的研究，我过去完全靠看文献；这几年，我有机会陆续将大战的四路行军路线走了一遍，把实地考察的材料都写到书里了。这对前人研究是个丰富。史学研究讲‘才、学、识’，看得多了，识就广了。”

    第三“得”，了解了群众对历史的看法。“过去我多是和学界同行交流，不了解普通群众对历史的态度。这几年我接触了很多普通读者，其中一些人的“大汉族”想法非常强烈，让我感到意外。因此，我在研究和宣传相关历史和民族政策的时候，就深感担子更重了。”

    社会知名度的不断增加，为阎崇年提供了更丰富的研究条件，使他有机会接触了很多新的史料，在史学方法方面也有了新的拓展，大大促进了他的学术研究。

    北京的王府都在二环以内，这曾是清史界和北京史界的共识。前几年，有人在昌平郑各庄发现一座王府遗址，有城墙、城砖、护城河，学界都认为不可能，众说纷纭，没有定论。阎崇年考察过之后认为，已有的汉文文献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从满文文献里找答案。“北京的满文文献我基本都有所了解，没有头绪，只有台湾的没看。恰巧当时台湾学界邀请我去讲学，有机会去查了满文档案，竟然真的找到了线索。其中城墙多厚多高，护城河多长多深，房子的间数，甬道用砖等相关记载都有。台湾方面把档案影印给我，回北京后我又按着这个线索，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找到满文档案，二者完全吻合，问题就解决了。结论是康熙的行宫和废太子允礽之子理亲王的王府，康熙六十年完工，康熙住了三次。”阎崇年为此写了三篇论文，并分别在台湾和北京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得到学界肯定。一桩学术疑案就此水落石出。

    一“失”则是由于社会活动增多，阅读文献的时间相应少了。对此，阎崇年深感遗憾，抓紧各种时间加以弥补。

    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以向越来越多的读者传播，阎崇年一方面感觉快乐，一方面认为责任更大，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格了。“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讲桌上放着一把戒尺。我也挨过戒尺的打，左手被打得红肿。后来我心中逐渐凝聚起一把无形的戒尺：自诫自勉，惟勤惟慎。我深知，学术成果要经过三道关的检验，即现时的、历史的、国际的。学术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学术地位不是靠什么头衔和光环决定的，而是靠时代、历史和国际之检验并公认其学术成果而确定的。学术研究既要格物求真，不求官、不求权、不求名、不求钱；又要格物求实，不浮躁、不浮夸、不浮浅、不浮华。学者要有学术理想、学术精神、学术苦旅和学术成果，应严肃学术规范和文人操守，净化学术空气。”

    “星云大师说，他的愿望是做一个好和尚。我的愿望则是在下一个十年里，继续伏枥做一个好一点的历史学者。”八十高龄的阎崇年，对未来仍充满期待。（本报记者 吴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