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

    经由本报的发掘和报道，乡贤文化引起众多专家的热议。在吴文化发达的苏州，乡贤文化的影响力使苏州成为一个崇文重教、仰善敬礼的文化高地，而正能量的传播正在阐释着现代乡贤文化的苏州价值。苏州大学教授、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时进日前就乡贤文化的人文道德价值向记者进行了深入阐述。

    记者：作为长期研究地域文化的专家，请您谈一下对乡贤文化的理解。

    罗时进：乡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性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追怀必然要重视乡贤文化。

    谈乡贤文化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是乡贤？或者说谁有资格称为乡贤？大致来说，乡邑有道德声望和卓越建树的人方可以称为乡贤。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在古代，这个标准的尺度，权衡在地方人心，落实在乡贤祠的祭祀上。一个乡邑中人，品学为地方所推崇，死后被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受春秋致祭，便称乡贤。在郡书、方志中也会将德行高尚、声名闻达之士列入其中。

    乡贤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乡贤所创造的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当我们称乡邑某前人为“贤”的时候，是包含道德层面的肯定和赞誉的，所以乡贤文化无疑是人文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记者：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文化蕴含着怎样的人文道德力量？

    罗时进：浙东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对乡贤文化的认知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辞官回到甬上以后，花了很大的精力对乡贤事迹深入发掘，为地方文化谱系建立永存的标识，其目的正如他在《感怀》诗中所说：“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天地纵多故，此志终昭森。”这里的人心，是乡贤的道德高度，是一种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推己及物的典型人格。

    当然，乡贤文化是一种地方性人文知识，我们评价乡贤文化应有切实的地方视角，以“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观察地方乡贤的道德风范和精神高度，并发掘出其地方文化根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乡贤大致分为“在地的贤达”和“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前者一般指乡邑士绅，其道德力量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的传统上，即宗儒守道，匡扶正义，崇文右学，敬宗收族，乐善好施，务本求实。他们在人格精神上保持高风亮节，在为人处世上谨慎谦退，在行为姿态上勇于担当，因此在地方享有很高的威望和信誉，是乡邑发展稳定、和谐的主导力量。

    很多地方的文化精英走出了乡邑，但他们从方言音声到性格风尚、观念行为都带有乡园的烙印，其实践成果和道德文章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但都与其乡园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应该注意乡贤文化与整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举例来说，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表达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道德高度，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但如果将其放到吴文化的范畴中，他们都是苏州的乡贤，其思想观念都和苏州、江南之地域与人文密切相关，自然属于乡贤文化。

    记者：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种人文道德力量是怎样影响一方文化和社会风貌的？

    罗时进：在乡贤的人文道德力量传播影响方面，文献、文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地方文献是乡贤事迹的载体，地方志中各类《人物志》往往首重乡贤，历代《乡贤考证》类的专书林林总总，谱牒家集更是汗牛充栋。这类文献的收集工作历来受到重视，鲁迅先生就对乡邦文献和乡贤故书非常看重，曾搜集古逸书刻印《会稽郡故书杂集》，其中就有谢承的《会稽先贤传》、钟离岫的《会稽后贤传记》等数种，其对“乡贤人物”和“乡贤文化”的理解和重视，代表了那一代文化精英阶层的境界。

    文物，是乡贤文化的物质遗存。庙祠、故居、碑志等故物，是乡贤生活和思想的实证，其存在就是一种历史叙述。明人李东阳对祭祀乡贤说过一段很有意味的话：“彼生于斯，学于斯，闻其姓名，睹其庙貌，知其非苟祀者，仰慕效法之心其能已于俎簋尸祝之间哉？”就是说，乡贤与自己同生于一方水土，成长于同样的人文环境，如果知其名、晓其事，目睹其庙祀遗貌，崇敬、仰慕、效法之情就会油然而生。这说明，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而“看见”能产生感召力，形成亲近感，使人见贤思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乡贤文化的建设上，应该对乡贤文物遗存给予足够的重视，吉光片羽亦当珍惜。

    文献和文物使乡贤的道德精神“看得见”，其实乡贤文化之所以产生影响，除“目染”之外，还在于“耳濡”。基层社会的文化传播常常通过口耳相传，人们在习得中形成精神熏陶。言偃作为孔子“南方夫子”的事迹随着常熟“言子巷”的地名而自然为今人默念不忘，范仲淹设义庄、建义学也早已成为民间佳话而流传，周顺昌“好为德于乡”的传说则与《五人墓碑记》同样深入人心。

    当然，古今文人重视乡贤，努力建构乡贤文化，其化育影响作用亦不可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加大力度。建构乡贤文化，即要有足够的地域文化的学养，同时以深厚情感投射于乡贤人物，用时代语言和历史逻辑构筑起思想的河床，用可以感知的乡贤事迹，铺垫出道德文化的高地。当下这种建构应当古今并臻，将历代乡贤与现代地方先进的形象共同加以塑造，我认为苏州在这一方面做得很扎实。近两年来，苏州加强对道德典型的形塑和宣传，在“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的评选中屡现苏州人的身影，起到了示范一方、引领风尚的作用。（本报记者 苏 雁 本报通讯员 孙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