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京知青朋友

    记录知青的书出版了，厚厚的两大本，谨献上我的祝贺。我常说，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这件事，是一件大事，应当有碑子把这近三万名知青的名字刻下来，立在延安的一个地方。我还说，应当有厚厚的一套丛书，记录下他们的故事，收集一些老照片，立此存照。

    我还说，这个记录务必做到公平，不仅要将有名有姓的人记录下来，更要将那些默默无名的人记录下来。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这批北京知青的到来，最大的受益者是延安人，他们改变了延安人的观念，改变了延安人的服饰、饮食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它让延安和首都北京的距离，贴得更近了。第二大受益者则是这些知青，插队生活让他们进入民间，像一个真正的农民那样生活和思考，那样从社会最基层来看中国，来了解中国。

    我小这一茬知青一两岁。我有许多的北京知青朋友。如果将他们一一写出，会是一篇大文章。诗人高红十是我的朋友，我们将近四十年前在延安市办的创作学习班认识。那时红十已经和她的北京大学同学，写出那首著名的《理想之歌》，《人民日报》发了一整版，成为知青运动的宣言书，而红十本人也成为知青运动的风云人物之一。

    1994年秋天在北京，红十请我吃饭。那是一个黄叶翻飞的日子。我们去的地方是张自忠路口的老三届餐厅。类似这样以知青命名的餐厅，北京还有两个：老插餐厅和黑土地餐厅。席间，从第一批知青薛喜梅、邢燕子、侯隽，一直谈到了后来的许多知青，谈到这一代人后来的命运，感慨颇多。而窗外翻飞的黄叶，此刻令人想起俄罗斯天才诗人叶赛宁的两句话：“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

    写出《我的心儿在高原》的诗人梅绍静是我的朋友。她现在还好吗？这位命运多舛的才女、艺术的殉道者。写出《干妈》的诗人叶延滨是我的朋友。还有作家陶正。1982年秋，为纪念陶正他们办的那个小报多少周年，陶正回到他插队的那个村子。他上了坡坎，突然，老乡放了一条狗来咬他，他吓坏了，连滚带爬跑下坡来。站在坡底，他又喊。他说老乡明明看见他了，就是躲在门后面不出来，这使他很纳闷。后来，见他不走，终于有一个婆姨走出门来，站在窑畔上喊：“喂，北京娃，你是不是来要你的知青窑来了？”原来，北京市政府当年给每个知青点上都建有知青窑，陶正走后，这孔窑让这家老乡住了，老乡是担心他来收窑。陶正听了，哭笑不得。

    这当然是个别情况。我陪过许多拨北京知青回队，他们对老乡的感情，老乡对他们的感情，双方抱在一起大声痛哭的情景，连在一旁的我都落了泪。有个女知青叫郭林，当年修延安至延长的公路时，她拉的架子车翻了，砸断了两条腿，又到广州重接了一次。我陪她回过队，她一进黑家堡村子就放声大哭，半天的时间，她把每户人家都走了一遍，给每家都放上二百块钱。她搂着房东大娘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说：“大娘呀，我以为我再见不上你了！”至今我写这短文时，我的眼睛也潮湿起来。

    读了《苦乐年华》和《黄土蕴情》，我条件反射似的想起了这些人和事。在插队岁月成为历史之后，延安为知青修史，算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两本书，还原了历史的现场，记录了插队生活的真实场景，追忆了知青们在黄土地上度过的苦乐年华。尤其是以深情忆往感怀多的朴实笔法，将插队生活中的那些真实细节从记忆中挖掘出来。这些原生态的生活细节所散发出的人生百味，让人百般咀嚼，回味无穷。而《黄土蕴情》里所散发出的人间真情，正是知青与延安父老的一种衷肠互诉。这份情、这份意，将会在岁月的流逝中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当年赴陕北插队的近3万北京知青，而今留在陕北的，只剩下300多人了。哦，300壮士，高原的最后守望者，我想我的笔更有理由向你们致敬。

    延安人编撰了这套丛书，我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头，后边还应当再做许多的事情。把这块高原这一段弥可珍贵的历史记忆，记录下来，告诉世界，告诉我们的后代。这既是我们的一片心意，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