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早逝 乡土情深

    《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由延安市委《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已出两卷：第一卷《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第二卷《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当我收到样书后，很快就读了一遍。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当大批北京知青奔赴延安插队的时候，1969年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一千多人乘火车南下，到江西南昌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在茫茫一片的湖畔荒土上开始了开荒种地的生活。我们在那里整整劳动了两年，早稻收割完毕，立即抢收晚稻，晚稻刚收割完毕，又开始了修筑大坝，建设公路，挖渠引水，准备春耕。对于当时赴延安，赴北大荒，赴云南、四川、甘肃、宁夏等地下乡插队的知青的艰苦劳动，我是完全能体会的。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时，我39岁，大学毕业已经14年了，但在农场劳动分配农活过程中，我们这些四十岁左右的教师仍被当作青壮劳动力对待。这段日子至今未能忘却。

    隔了两年，我们回到北京。知青下乡继续未了。我的女儿北大附中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昌平区马池口公社西坨大队插队劳动。我的侄女，有的到北京南口插队，有的到北京温泉插队。她们全都有过这段经历。

    “知青”作为一种特殊年代的特殊身份，早已进入历史档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也早已落下帷幕。但“知青”作为那一代人共有的一种称呼，却反映了共和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据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从北京来到延安插队的知青就有28000多人，年龄小的才十五六岁，年龄大的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如果从全国范围来考虑，大概有1700多万名“知青”。他们下乡插队或进入各个生产建设兵团时，都记住了一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八个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曾经激励过无数青年报效祖国的宏愿与梦想。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走到全国各地的农村中去？这不可能是自发的行动，而只能看成是一种政策的安排。

    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不会有深刻的了解，他们顶多只能从家长的谈话中知道国民经济的下滑，工厂的停产，不少地方仍在武斗。但他们所得到的印象是支离破碎的。经济学家中，有谁敢直言“文革”以来社会历年积累下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形势越来越严重？然而中央政府却不能不为就业问题而担心。组织“知青”下乡，一举三得：一是大大缓解了社会就业状况，因为到农村插队落户，或者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都等于就业了；二是当时的农村确实需要年轻的劳动者，每一个村增加几十名知识青年参加劳动，是可以安排的；特别是山区，增加一批年轻的劳动者，可以垦荒、修路、植树造林，有的是活，不愁安排不了；三是对于这一批年轻人来说，这也是懂得中国国情的一次再教育机会。

    然而，一旦一大批“知青”在艰苦的农村待久了以后，他们的思想、情绪、格调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我同后来上了北京大学的“知青”们接触时所感受到的。据这些“知青”反映，他们刚上山下乡时，尽管嘴上常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八字，但心里还是多少有些埋怨的，特别是他们常常提到，为什么某某同学不下乡，在城里安排工作了，而我们却到农村来了？为什么某某同学即使下了乡，却被照顾性安排到某个条件较好的村，而我们却分到了条件最差的村里，整天上山修路？整天背大石头？牢骚不少，但很自然。我曾经问过他们：以后怎么样？他们说：“越是穷山沟里，当地的农民越朴实，我们跟他们接触后，受感染了。”他们还说：那时人人在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什么时候可以回城啊？但周围一看，当时农村中的老老少少，一年到头都在这穷山沟里待着，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能有碗饭吃，从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可以回城”之类的问题。再看一些同我们年龄相差不大的农村小伙子、小姑娘，他们中有一些人几乎从来没有进过城，也不知道城里是什么样子，同这些真正的山沟沟里的年轻人相比，我们有这种或那种牢骚、抱怨，不感到羞愧吗？只是到了这个阶段，“知青”才从心里开始融入当地社会。

    下乡“知青”们渐渐地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同当地的农民越来越亲，越来越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其中有老人，有中年人，还有年轻人，逐步打成一片，他们真正融入了当地社会。他们在山间地头同农民们一起叙述家常，一起谈论把穷山沟改造成新农村的畅想。问他们：“还想不想家呢？”回答是：“没有时间想，只想到眼前的农村要变化，不变不行，哪有闲工夫去想家呢？”问他们：“有什么打算？”回答是：“加把劲，把穷山沟改造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愿望。”

    说上山下乡的几年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几年，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这是“知青”们的心里话。他们变了，他们不再像刚来时那样娇气、那样文弱，那样自视甚高，那样不合群。他们融入了当地社会。有些“知青”当上了村干部、乡干部，有些“知青”被调去办社队企业了，有些“知青”经过培训成为赤脚医生，还有些“知青”做了小学或初中教师，辛勤地教课，批改学生作业。他们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就是环境的力量。环境在无声无息地改变一个人，重新塑造一个人。

    1977年恢复高考，一大批“知青”离开了插队的农村，但他们忘不了这块培育了自己的黄土地、黑土地。又隔了一年左右，“知青”下乡的政策停止施行。“知青”们的上山下乡给当年的国家缓解了就业压力，这已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但这只是“知青”就业问题的一个缓冲，因为就业问题只是拖延了解决的时间，而没有真正得到缓解。“知青”们于1979年大量回城，各地政府用了大约三年左右的时间才使就业问题在新的政策措施影响下真正得到缓解，新的政策措施包括：鼓励私营和个体创办企业；在国有企业的大框架下建立集体企业，以吸纳新就业者；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容许乡镇企业自筹资金、自主购买机器设备、自找商品销路，以增加就业，等等。其中，乡镇企业的发展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除了吸纳一部分人就业而外，还创造了一个“计划外的乡镇企业商品市场”，从而初步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统天下”。

    20世纪80年代，我在沿海几个省份考察时，碰见了一批私营企业的创业者（当时还没有“民营企业”这样的称谓）。在火车上、长途汽车上同他们闲聊，原来他们曾经是“知青”，从农村回来后，办起了私营企业，有的当时还挂靠在“集体企业”的体制下。大浪淘沙，潮落潮升，又隔了这么多年，我想其中肯定有些“知青”已成为名闻一方的民营企业家了。

    这场涉及人数多达1700万人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早已结束，但给今天的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知青”们都有过自己的青春年华，有过自己年轻时的愿望和梦想，有过自己的不平凡的经历。相隔45年了，那些“知青”如果当年16岁的话，今天已经61岁了。他们也许还能从自己的相册中找到当初的留影，一幅幅风华正茂，勃勃英姿的老照片给了他们多少欣喜，多少留恋，多少回忆。但他们仍会有当初的气概：“我曾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农村、山区和边疆。”

    读一读《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吧！丛书前两卷的作者，都是当初下放到延安农村的北京“知青”。他们的文章，不但记载了农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而且描述了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用纪实文学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由此还原了历史的现场，把那个年代大多数年份中国农村的凋敝、特别是造成农村贫穷的症结在不经意的回忆中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那是一个城乡从体制上截然被分割开的时代，二元户口制度之下产生的“盲流”这样的群体，产生了穷山沟里的“黑户”。他们冬天不敢走出窑洞，因为身上只有一件单衣。“知青”们在执行驱赶“黑户”任务的过程中，真是感慨万千。《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中有一篇《断黑户》的文章，最感人的情节是：这位“知青”在驱赶“黑户”时，看到那一家人没有足以御寒的衣裳，悄悄地将自己身上的八尺布票、三斤棉花票和五元钱塞到这一家“黑户”手中。这是一种人性的温暖，是真诚的同情心。不是身历其境的“知青”，能写出这样动人的回忆录吗？幸运的是，通过改革开放，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终于启动了，逐步推进了。今天再也看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拖儿带女，流窜于深沟大山之间的惨剧了。

    尽管“知青”们的上山下乡已成为往事，但他们不仅亲身参与了当年的艰苦劳动，而且还留下了精神财富：写不尽的往事追忆。全国共有1700万名“知青”，东到松花江和黑龙江交汇处，南到海南的椰林橡胶林，西到新疆的边防线，北到大兴安岭的国有林场，全国哪一个地方没有“知青”的足迹？如果全国有更多的知青回忆录出版，那该多好！我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有更多的励志之作问世，必定能激发出更加强大的精神正能量。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