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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8月08日 星期五

    请医生说说心里话③

    垫钱16年,没人不还

    辽宁省辽阳中心医院肾内科主任 刘胜阳 本报记者 毕玉才 本报特约记者 刘勇 《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08日   06 版)

        一个即将离世的人,心中会有多少不舍和牵挂?

     

        我们病房有一位尿毒症病人,因长期患病,妻子和女儿不堪重负,离他而去。那一天,是他40岁生日。经过医院反复做工作,女儿终于答应来看一看他,并一起吃顿饭。

     

        他高兴得像个孩子,顾不上自己的病痛,撑起身刮了胡子,换了衣服,眼巴巴地盯着病房门外。可等了又等,直到下午2点,女儿依然没有出现。从沮丧到失望,他一个下午都没说一句话。病友们不忍心看他绝望的眼神,故意装作若无其事。

     

        每当楼道里响起脚步声,他就会侧耳细听。然而,奇迹到底也没有出现。他木然地瘫在病床上,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

     

        午夜,他突发脑出血,头痛,呕吐。尽管我们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他带着永远的遗憾,离开了惦念的亲人。临死,他也没有闭上双眼。

     

        他的父母闻讯来到医院,哭得肝肠寸断,就是迟迟不提安葬的事儿。我征求老人的意见,老人目光黯淡:“没有钱。”

     

        此情此景,让我心如刀绞。我从兜里翻出2000元钱递给老人:“快张罗办理丧事吧,让儿子入土为安。”老人含着眼泪接过钱,把儿子的遗体推出了医院。午夜的病房走廊,悠长昏暗,那“咕噜咕噜”的车轮声仿佛从我的心上碾过……

     

        两个月后,二位老人再一次出现在医院走廊。我急忙迎了上去,问他们有什么事。老人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布包,里面包着皱皱巴巴的2000元钱——原来,老人是特意来还钱的。

     

        接过老人还的钱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

     

        20年前,我满怀喜悦,甚至可以说是骄傲地迈进了医科大学的校门。我为自己能成为一名“白衣天使”而沾沾自喜,也为自己将来悬壶济世的人生而踌躇满志。然而,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才知道理想和现实有多么大的差距。面对医学未知的领域,面对病人求生的渴望,面对时刻不约而至的死亡,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无奈。

     

        有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腰缠万贯。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一位农村妇女走进我的办公室,用近乎哀求的口气说:“大夫,我丈夫得了尿毒症,来得急,钱没带够,能不能让咱先住上院?”

     

        住院交押金,是医院的制度。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妇女绝望了,眼泪扑簌簌落下来。

     

        我摸了一下衣兜,里面恰好有1000多元钱。我又跑到别的病房,找同事借了1000元,把钱递到那个中年妇女手里,说:“你快去交押金。”她愣了:“你也不认识咱,要不我给你打个借条吧?”我连连挥手说:“不用,快去吧,别耽误了治病。”妇女流着泪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经过这件事,我多了个心眼,每天上班前,兜里都揣点现金,以备不时之需。遇到患者没带够钱,少则二三百,多则三两千,我从来没让他们打过欠条,也没刻意记着把钱借给了哪个患者。

     

        结果怎样呢?我可以非常欣慰地告诉您:我为患者垫钱16年,从来没有人不还。有的患者病故了,没来得及还,家属也会千方百计把钱给我送来。

     

        我经常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像织毛衣。编织的时候一针一线,小心而漫长。而拆除的时候,只需轻轻一拉……

     

        其实,医生和患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本来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医患关系紧张,有时候是因为患者和家属非常焦虑,而医生又因职业需要必须保持冷静。如果缺乏有效的沟通,这一“冷”一“热”之间,就可能产生误会、抵触甚至冲突。

     

        一个医生一天要看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病人,一个病人住院可能会耗尽一个家庭的所有积蓄。一些疑难病症还没有能力攻克,个别医疗事故仍然无法避免……既然选择当医生,就要准备为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承担后果。也可以说,这就是白衣天使的“使命”。

     

        (本报记者毕玉才、本报特约记者刘勇整理)

     

    记者手记

     

    把“墙”推倒便是“桥”

     

    本报记者 毕玉才 本报特约记者 刘勇

     

        采访刘胜阳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几次电话过去,他都是婉拒。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是垫钱,又不是捐钱”。

     

        然而,把“墙”推倒便是“桥”,正是这“一借一还”,推倒了横亘在医患之间的“墙”,在二者之间搭起了一座理解、信任的桥梁。

     

        憨厚的长相、微胖的体态,脖子上挂着听诊器,41岁的刘胜阳长得比实际年龄更老成,可走起路来像一阵风。采访同预约一样不顺畅。说起患者,刘胜阳侃侃而谈;说起自己,就有点守口如瓶。好在病房里还有其他医生,于是记者了解到了他的一些经历。

     

        2003年SARS蔓延,刘胜阳主动请缨,在让人望而生畏的发热门诊坚守了一年。在封闭的医院里,他想妻子,想未满周岁的儿子,想父母。但是,偶尔见到他们,又不敢靠前一步,只好隔窗相望。

     

        2008年汶川地震,刘胜阳连夜写下请战书,递给医院党组织。医院领导颇费踌躇:他的岳父3天前刚刚做完结肠癌手术。他征求妻子意见,妻子含着泪点了点头。在绵阳,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救治更多的伤员,挽救更多的生命。

     

        “如果一个房子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刘胜阳说,从“破窗效应”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大,导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可怕后果。

     

        刘胜阳认为,修补医患关系、重建医患信任,是每一个医生都必须承担的责任。他对记者说:“我愿意像织毛衣一样,一针一线地编织医患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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