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伦理秩序

    伦理秩序，客观存在。在我国，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对伦理秩序的认识

 

    伦理是人伦之理，是道德哲学。伦理秩序是多数人认同并尊崇的主流价值规范。伦理秩序，古今中外原本有之，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注视它、重视它。

 

    中国在公元前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自身特点的文化根脉。高度重视人伦纲常的作用，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孔夫子推崇周礼，主张礼治礼教。管子提出了“礼义廉耻”之四维。孟子强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董仲舒在“仁义礼智”后加了一个“信”，称为五常。宋代有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到了民国，孙中山、蔡元培提出了新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西方国家的伦理秩序，往往同宗教联系在一起。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讲的就是基督教伦理如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问题。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就是典型的企业伦理。

 

    伦理秩序具有稳定性、继承性、关联性、开放性、时代性的特点。

 

    所谓稳定性，是因为伦理秩序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认同，是维系社会或组织的精神纽带，需要长期积累形成，一旦形成，也会相对稳定。

 

    所谓继承性，是因为伦理秩序更多地表现为精神和价值层面，是靠人感知的，具有代际传承和组织沿袭的特点。比如家风家教、校训、百年老店坚守的承诺等。

 

    所谓关联性，是指社会秩序是一个体系，至少包括法治秩序、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在这个体系中，伦理秩序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特点。伦理秩序从道义原则上影响政治秩序和法治秩序。亚里士多德说过，无良法等于无法治。在现代社会，伦理秩序与法治秩序、政治秩序不能简单地相互取代，而是相别相维，相互促进。当伦理秩序中的某些内容进一步程式化后，就会转化为政治秩序或法治秩序，法治和民主政治实践也需要相适应的伦理环境。

 

    所谓开放性，是指外来文化、观念必然对既有伦理秩序产生影响。被动的开放，往往会带来巨大冲击，主动开放，有利于坚守伦理原则基础上的伦理秩序创新。

 

    所谓时代性，是指伦理积淀必须适应时代要求，不断扬弃，不断丰富时代内容。

 

    伦理秩序在社会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它通过人的荣誉感或羞耻感起作用，通过社会褒奖或谴责起作用。忽视伦理秩序的作用，放任伦理失序，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秩序

 

    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是符合当今中国实际的伦理秩序，是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伦理秩序，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衔接的伦理秩序。社会主义伦理秩序，与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共同作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

 

    1.从价值取向看特色。

 

    社会主义伦理秩序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它与“共同富裕”“集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民族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内容相衔接，具有道德高度和道义优势。社会主义伦理是以道义为核心的人伦文明，它是历史形成的，体现了历史趋势，符合中国实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伦理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但不是简单复古甚至食古不化；需要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但不是丢失自己和全盘西化；需要注入时代内容，但不是快餐消费和现实功利。

 

    2.从文化根脉看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建设，西方形成相对定型的国家至少要比中国晚1000多年。西方文化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直到中世纪、甚至到近现代，国家才定型，不同于中国作为第一代原生文化不间断地在同一空间传承至今。我们可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

 

    一是家与国相连。

 

    中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间早，氏族纽带和宗亲文化得以传承，累积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家庭伦理。在中国的士大夫和社会精英的精神世界里，家和国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小小国”，国是共同的家，现在我们常常会说“在祖国这个大家庭里”。西方国家由于中世纪教会的利益需要、领主制经济、财产分割和长子继承制等，家更多地体现为核心家庭，在家庭中突出个人，强化个人的利益和财产占有。西方在谈论国家时，强调得比较多的是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当国家凝聚力受到挑战时，往往会用体现个人主张的简单公投来决定国家的稳定与分离。

 

    二是礼、仁、和相维。

 

    礼、仁、和是我们探寻中华文化根脉的三个维度，也是中国古代伦理秩序的三个重要观察点。“礼”最初来自习俗，后形成仪式，进而成为行为规范。古代的礼治虽然有政治秩序和法度的内容，但更多地表现为伦理秩序。“仁”是礼治的价值内容或内涵，“仁者爱人”。“和”是方法、纽带。“礼之用，和为贵”。贵和持中，不极意推进分化、不走极端。“和”不是物理性的、机械性的制衡关系，而是生物性的、化学性的内在融合。

 

    三是传习与教化共生成。

 

    汉字之所以是世界上仍然活着的象形文字，中华文化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代原生文化没有中断过，且具有强大活力的文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注重传习和教化。祖先崇拜与重视历史，家国相通相连，有教无类与科举制度等，使中华文化深入民间，本根坚固，枝叶茂荣。传习是全社会的：包括政治承继、食客幕僚、家风家训、乡风民俗、师徒传承、私学讲授等等。教化也是面向全社会的：就内容而言包括《四书》《五经》，包括《孝经》《弟子规》《三字经》等：既推崇贤人政治，又面向社会涵养知耻文化。西方国家的伦理传习与教化，更多地依靠教会完成。

 

    3.从基本国情看特色。

 

    中国是超大型人口大国，是文明古国，原本就是而且现在尤其需要伦理纽带来凝聚；中国又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56个民族和睦相处，守望相助，需要共同的价值追求来引领，在漫长的历史中，即便是少数民族居于统治地位，主流文化认同也没有受到影响；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且发展不平衡，发展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重叠，现在尤其需要社会共识和精神支撑。

 

    4.从社会秩序结构看特色。

 

    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秩序看成为政治、法治和伦理三维结构的话，那么西方具有契约文化传统，比较重视法治在社会秩序结构中的作用；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看重礼治，“人情大于王法”，曲法从情，习惯于选择非正式规则之途径。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功能作用。与此同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旗帜和生命，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和有效地治理国家。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难免出现浮躁和功利，挑战道德伦理，因此也必须发挥我们的传统优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建设和运用。

 

三、高度重视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建设

 

    建设和运用社会主义伦理秩序，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标准，要有系统思维，要坚持问题导向，要把承继革命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要促进法治和民主政治秩序的建设，要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作贡献。

 

    1.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标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着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根本性质和价值标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做出的重要论断。要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推动不同层面的伦理建设。

 

    2.从六个层面建设社会主义伦理秩序。

 

    不少文化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的“五伦”，经过部分内容的改造后，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即父子、夫妻、兄弟、长幼、友朋的伦理原则，有的学者还主张在“五伦”的基础上，加上“群己”一伦，并认为这样才能体现“私德”与“公德”兼修。虽然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毕竟还是从家庭和个人视角出发的，撇开内容不说，就其涵盖面而言，也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系统伦理秩序建设的要求。我认为，社会主义伦理秩序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组织层面、职业层面、家庭层面、个人层面入手来建设。

 

    一是国家层面的伦理。

 

    包括与国家性质相联系的伦理、与民族构成相联系的伦理、与外交相联系的伦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重要的伦理思想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为邦本。中国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民族平等和睦是重要的伦理原则。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致力于和平共处、协和万邦的伦理追求。

 

    二是社会层面的伦理。

 

    社会层面的伦理通常被称为“公德”。既包括熟人社会的道德传承，又需要陌生人社会的伦理构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也在成长进步，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社会活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我们在强调抓住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同时，还必须正视社会矛盾凸显期的现实。社会建设和治理，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要发挥“礼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要根据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和社会格局的新变化，倡导并遵循公平正义、理性平和、扶贫济困、志愿互助的社会伦理原则，重点解决道德失范伦理失序的问题，解决社会戾气、社会浮躁、社会民粹思维的问题。

 

    三是组织层面的伦理。

 

    组织层面的伦理，包括组织机构内部凝练或传承的“文化”或“精神”，包括约定、准则、承诺等。在社会组织多样化的背景下，党的领导要覆盖所有组织，所有组织都应该依法成立和运行，所有组织都应该有符合国家和社会伦理原则的标准和追求。组织自身的“文化”或“精神”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形成网状的价值纽带，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和文明进步。

 

    四是职业层面的伦理。

 

    职业层面的伦理，主要是指职业操守和专业精神。包括敬畏职业、岗位，诚实守信，精益求精等。

 

    五是家庭层面的伦理。

 

    孝道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母体。孝老爱亲仍然是家庭伦理的重要内容；要推崇家风家训家教的传承，要形成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宗亲文化伦理。

 

    六是个人层面的伦理。

 

    要增强国家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涵养家国情怀，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党员干部、公众人物、知识分子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修身修心、养德养性；做君子、重名节。要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安分敬业、节俭惜福的文化氛围。

 

    3.要坚持问题导向，解决伦理缺失的问题。

 

    社会上一度出现的道德失范和伦理失序的问题，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也说明与时俱进伦理秩序的建设具有紧迫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把竞争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法治文化吸收到伦理原则之中来，但不能用买卖关系和交换关系取代伦理原则。在开放的环境中，我们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能丢掉立足点和根本。

 

    目前，社会主义伦理建设确实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和老人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改制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职工地位问题，还比如资本与技术的重要性所带来的劳动及其收益比重下降的问题等，要求我们在社会伦理、企业伦理和家庭伦理建设中予以回答。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漠视劳动的问题，市场竞争中可能出现的诚信缺失的问题，功利背景下可能出现的悲悯缺失的问题。

 

    4.要把承继革命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中国有注重价值引领的历史传统、革命传统，建设社会主义伦理秩序，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滋养，从革命传统的红色家谱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起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最高的伦理原则。革命先烈先贤为国家、为人民的牺牲奉献精神，革命战争年代鱼水情深的党群关系，官兵平等的同志式氛围，是社会主义伦理的宝贵财富和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集体主义精神，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改革创新精神，是社会主义伦理的时代价值和崭新内容。

 

    5.要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伦理秩序建设，不能替代法治和民主政治秩序建设，但通过伦理秩序建设可以促进法治和民主政治秩序建设。一是为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规定价值向度；二是为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累积社会基础和文化氛围；三是伦理秩序中的条规化，可以根据需要转化为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

 

    6.要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荀子·君道》有曰：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国家和社会治理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治理理念的先进性，治理方式的创新，治理参与的广泛性，应该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建设和运用，有利于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一是社会主义伦理秩序具有覆盖的广泛性，涉及所有群体和个人，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社会彰显是非、真假、美丑、善恶标准，缓解社会迷茫、困惑和焦虑。二是社会主义伦理秩序具有主体的能动性，所有社会成员都是伦理秩序建设的主体和被约束的对象，社会成员客观上自发地参与了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三是社会主义伦理秩序具有调节的内在性，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主要方式，是组织和个人自律和自调适的维度和标准。 

 

    （作者系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