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如年

    人老了对生命和死亡的看法会变。70岁后，祖母突然热衷于谈论死亡。之前有20年她对此毫不关心，每过一天都当成是赚来的，一年到头活得兴兴头头，里里外外地忙，不愿意闲下来。

    这20年的旷达源于一场差点送命的病患。50岁时，医生在祖母肺部发现了可疑的阴影，反复查验，尽管好几家医院都说不清楚这阴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结论却惊人地相似。当时正值寒冬，马上到春节，医生们说：回家准备后事吧，过不了这个年。那时候中国还处在喑哑灰暗的上世纪70年代，医生的话跟毛主席的语录一样权威。一家人抱头痛哭之后，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又借上一部分，决定再跑一家医院。去的是大城市里的一家军队医院，在遥远的海边。其实也不远，一百里路，但对一个一辈子生活在方圆五公里内的乡村女人来说，那基本上等于天尽头。祖母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大城市，有楼有车，马路上的人都有黑色的牛皮鞋穿，她觉得来到了天堂里，死也值了。她做好了准备。可是医生在经过繁复的检查之后，告诉我们家人：尽管没查出明确的毛病，但应该也不至于死，回家好好活，活到哪算哪。

    等于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祖母满心再生的放松和欣喜，决定遵照最后一个医生的嘱咐：活到哪算哪。就活到了70岁。70岁的时候身体依然很好，好得仿佛死亡的威胁从没降临过。这个时候，祖母突然开始谈论死亡。那时候我外出念书，每年只节假日才回家，一回来祖母就跟我说，在我不在家的这些天，谁谁谁死了，谁谁谁又死了。白纸黑字，好像她心里有本“录鬼簿”。祖母不识字，也不会抽象和逻辑地谈论死亡，她只说一些神神道道的感觉。有阵风过去，她就说，有人死了；一块黑云挡住太阳，她就说，谁要生病了；满天的星星里有一颗突然划过夜空，她就说，某某得准备后事了。有一年暑假我在家，祖母坐在藤椅上觉得浑身发冷，她跟我说，这一回得多走几个人了。

    的确，年纪大一点的老人经常会约好了一起死，75岁的这个刚埋下地，74岁的那个就跟上去了，一死就一串子。过去我不曾在意过，到祖母70多岁开始不厌其烦地谈论死亡时，我才发现，在乡村，死亡真的像一场瘟疫，开了一个头，总会一个接上一个。所以祖母说，巷子里的风都大了。她的意思是，人少了，没个挡头，风就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满村乱跑了。在70多岁的某一年，祖母开始抽烟、喝酒。过去活得劲头十足，每天都像过年，现在要把每天都当年来过。70多岁了，祖母还是很忙，但动作和节奏明显慢下来，从堂屋到厨房都要比过去多走好几步，往藤椅上一坐，经常一时半会儿起不来。她坐在藤椅里慢悠悠地抽烟，目光悠远地对我讲村里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死亡。

    现在想起祖母，头一个出现在我头脑里的形象就是她坐在藤椅里抽烟。祖母瘦小，老了以后又瘦回成了个孩子，藤椅对她已经显得相当空旷了。她把一只胳膊搭在椅子上，一只手夹着烟，如果假牙从嘴里拿出来，吸烟时整个脸都缩在了皱纹里。除了冬天，另外三个季节藤椅上都会挂着一把苍蝇拍，抽两口烟她就挥一下苍蝇拍。有时候能打死很多苍蝇和蚊子，有时候什么都打不到。这个造型又保持了20年；也就是说，从祖母热衷于谈论死亡开始，时光飞逝中无数人死掉了，祖母在连绵的死亡叙述中又活了20年。

    临近90岁的那几年，祖母每天都会犯一阵子糊涂。除了我，所有半个月内没见的人她都可能认不出来。即使是我，她最疼爱的唯一的孙子，有一次在电话里也没能辨出我的声音。我在北京，隔着千山万水跟她说了很多嘘寒问暖的话。然而她放下电话，跟我姑妈说，刚才有个男的打来电话，让我多喝水，多吃东西，谁啊？

    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她不再谈论死亡。一天里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坐在藤椅里，偶尔挥动苍蝇拍，话也越来越少。死亡重新变成一件无足轻重的事。

    因为间歇性的糊涂，我们经常把她的沉默也当成病症之一，看她安详地坐在藤椅里，不忍去打扰。只有等她想要说话了，我们才陪她聊一聊。她开始谈论各种节日和节气。这个我能跟她老人家谈得来。土节、洋节，各种稀奇古怪的节日，我基本上都知道一点，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也能扯上几句。我还不识字的时候，二十四节气歌和一些农谚就会背了，这大概是大多数乡村知识分子家庭里的孩子都要经历的启蒙教育。这些年我跟土地渐行渐远，与乡村为数不多的联系之一，也仅是靠着那点童子功，能把二十四节气有口无心地背下来了。祖母在谈论这些节气时像回到了20年前，而一旦回忆起在这些节气中的个人史，祖母思路之清晰，简直就像回到了40年前。某年某节，某件事发生了。某年某节，某个人如何了。她用她为数不多的清醒时光回忆了90年里的各种节日和节气。

    “那个时候，”祖母说，“我就想活到过年。”

    我明白。医生当时断言，她过不了年。“都是过去的事了，奶奶。”

    “现在不想了。过了年也就那样。”

    但她对春节还是最看重。在她的一生中，最大的事情不少都发生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因为过年的时候一家人总要团聚在一起，一夜连双岁，是终点也是起点。

    祖母去世在冬至的那一天：她完全是掐着点儿要在那天离开人世。这当然是我们事后的推断和发现。

    是我们迷信么？祖母能决定自己的死亡？我们一直在怀疑，但不得不承认，从她决定不再进食开始，她的确就一直在扳着指头数。冬至前的半个月，祖母从藤椅上下来，经过走廊前的台阶时摔倒了，摔裂了右脚踝骨。就算对一位90岁的老人来说，这也不算多大的伤。对祖母来说更算不了什么。在之前的5年里，因为股骨头坏死，祖母相继动过两场大手术，第一次植入了人造的左股骨，第二次植入了人造的右股骨。换了两根骨头，祖母依然能够拄着拐杖到处走。

    踝骨骨裂无须大惊小怪。不过伤筋动骨一百天，需要耐心养。祖母枯瘦，医生建议打点滴给祖母消炎和补充能量，以利于恢复。祖母在医院里静脉注射了几天药水，出院后回到家，某个早上却突然决定不再进食。祖母多年来一直是过于有主张的人，说一不二。开始还愿意喝点粥，两天后，一颗米粒都不进，只喝稀汤；然后稀汤和牛奶也不喝，只喝白开水；很快连白开水也不愿大口喝，只能过一会儿喂一汤匙，润润喉舌。12月天已经很冷，祖母躺在床上，你把她两只胳膊放进被子里，她就拿出来，两手交叉，闭着眼，缓慢地扳动手指头。不说话，只是一遍遍数手指头。给她挂水打点滴更不答应，连着针头一起拔了扔掉。不吃，不治，闭着眼数手指头，数得越来越慢。直到某一天，手指头不再数了，很长时间才能艰难地睁一次眼。她不再说话，除了嗓子里偶尔发出的痰音，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一大早我还躺在北京的床上，母亲打来电话，说祖母可能要不行了，抬头纹都放平了。在乡下人的观念中，抬头纹摊平了意味着人走是眼瞅着的事。我赶紧往机场跑，回到家，祖母躺在床上，睁了半只眼看了看我，接着又把眼睛闭上。我不知道这一次她老人家是否认出她的孙子来。她没吭声，再也没吭过一声。

    接下来是残忍却无奈何的漫长的守候。漫长是指那个煎熬的过程，残忍也指的是那个煎熬的过程，你知道她在奔赴死亡，你知道无法救助，你还得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生命一寸寸地从她的身体上消失。这种守候简直是一种谋杀。一天过去，一夜过去；又一天过去，到晚上，祖母早已经神志不清，你知道缓慢的死亡对她也是煎熬，但你也得顺其自然。先是胳膊不再动，然后是腿不再动；祖母偶尔转动一下脖子的时候，93岁的祖父经过祖母身边（这也是在他们共同的生活中，最后一次经过祖母身边，其余时间祖父把自己关在房间，一个人悲伤和回忆），祖父说：“她要等到12点。”

    12点就是半夜，零点，是新一天的开始。被祖父说中了，12点前后，祖母突然挺了一下身体，不动了。再没有比那夜更漫长的夜晚。

    的确没有比那夜更长的夜晚。那天是冬至。那一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全年白天最短，黑夜最长。那一天在北方，是数九寒天的第一天，明天会比今天更冷。

    我们的哭声响起。祖父在房间里说：“这日子她选得好。”

    是不是祖父都知道？他们在一起生活了70年。祖父说，这一天要吃饺子，要给祖先上坟烧纸，这一天要当成年来过。我知道往年冬至也要吃饺子、上坟，但从不知道这节气有祖父这一次语气里的隆重。

    冬至，“阴极之至，阳气始生”，古时它是计算二十四节气的起点，也是岁之计算的起讫点；这一天如此重要，仅次于新年，所以又称“亚年”；民间常说，“冬至如大年”。

    祖母过了年，也到了冬，圆满了。愿她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为“70后”作家，曾出版《耶路撒冷》等长篇小说及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