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土地到红土地

    在得知从北京去赣州要坐18个小时火车后，我往包里塞了一本书，名字叫《三十七孔窑洞与红色中国》，讲的是作者回访当年毛泽东和战友们在转战陕北时期住过的37孔窑洞。该书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同窑洞主人的生活变迁结合起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表现中共领袖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

    之所以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多半缘于我三年前参加的“中央新闻单位编辑记者延安行活动”。那一次，我第一回踏上黄土地，走进延安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年后的今天，我又参加了“赣州行活动”，第一次踏上红土地。赣南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陕北则是终点，我用这样一种“回溯”的形式，体验了两个革命老区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这一次，我住在赣州市兴国县埠头乡铭恩新村。在这里，我听老乡讲了一个词叫“剪黄”。当年红军在兴国打仗，百姓出人出物，倾其所有。稻谷没全熟，老乡们就用剪子把刚变黄的谷穗剪下来，打下谷子送给红军。当年有位村民拉着毛主席的手问：“我们把所有粮食都给了你们，我们过冬吃什么？”毛主席说：“过些天，我们会派人把过冬的粮食给你们送过来。”可是没想到，红军这一走就是80年。2012年，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在兴国调研时听到了这个故事，流着眼泪说：“我们要用8年时间还老区人民80年的账。”2012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为赣南老区发展送来了强力的支持。

    短短一周时间，我目睹了赣南老区的变化，听到了一些让人眼前一亮、鼻子一酸或心头一暖的故事。

    在兴国县实验小学，我们遇到了64岁的老汉丁祖辉和他的小女儿丁根平。丁祖辉4岁丧父，十七八岁时患了眼疾，因无钱医治导致右眼失明，45岁才结婚，妻子双腿残疾，没有劳动能力，两个女儿也都是领养的。全家收入就靠他走街串巷卖烟丝和低保金。贫穷，让丁祖辉对家庭和孩子的未来从未奢望太多。直到2012年秋天，在赶集时，学校老师找到他，告诉他县里推出了一项好政策——“红军后代贫困学子关爱工程”。受助学生在四至九年级集中到全县最好的学校就读，其他年级原校免费就读。他们在校所需的一切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同时还给学生每人每年几千元的生活补助，一年全县至少要支出300万元。

    当记者们问这个钱对政府财政是不是有压力时，兴国县委书记何舜平斩钉截铁地说：“毫无压力。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执政理念问题。我们必须让红军后代、贫困学子享受到最好的教育。”创办“红色班”，帮扶的不仅是一个家庭，更是一代人。

    2011年，结束“延安行”活动时，我礼貌性地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了房东一家，其实心里觉得可能以后很难再见到他们了。没想到，就在今年春天，房东家的儿子突然给我打了电话，因为要带妈妈来北京看病，我们在北京见面了。听说他家的三个孩子都已毕业参加工作，家境好了许多，已经在延安市里买了楼房，很快就要搬到城里住了。所以，这次离开赣州时，我郑重地与老乡们互留联系方式，也发觉我们的生活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电话、短信外，我们还能通过微博、微信等各种方式保持联系。一周的时间很短，但结下的情谊可以很长。（本报记者 焦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