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真的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讲的是传说中羚羊晚上睡觉时，为防止受到侵犯，以角悬树，脚不着地，有歹心者难以觅得其踪影。后来借用到文学创作上，意思是创作仰仗于灵光一现，无法进行理性的阐释。

    作家梁鸿读中学时也曾经被写作的这种神秘感所震撼。她说，当时读《边城》，结尾处写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合上书，心里惆怅不已，难以叙说。但是，后来她慢慢发现，其实文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灵感的东西，它也需要某种训练，需要一些具体技巧的传授。

    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末，“作家可以培养，写作人人可为”的观念开始盛行。现在，美国绝大部分高校开设了关于写作的课程，并称之为“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在中国，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已经迈出了探索的步伐。

    7月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创意写作国际论坛（2014）”在京举行，与会的中外专家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了探讨。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每个新学年，很多大学的中文系（或文学院）的老师在致辞时，往往要叮嘱一句：“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对此感到不解：“为何一上来就给学生泼冷水？你可以不培养，但没必要强调这个事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副院长刘海玲说，在传统理念的指导下，中文系培养出来的是具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专门人才，很多中文系学生直到毕业也没有写过诗歌、剧本，“音乐系培养的学生一定会唱歌，但中文系培养的学生甚至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看来，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大有人在。不过，他认为，多数学生考取中文系的目的是想成为作家，结果被告知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轻易地就把他们的梦想之门关闭了，“当然，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创意写作专业，学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多了一个渠道”。

课堂是发芽生长的温室

    谈“文学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往往让人无从下手，中外莫不如此。

    美国创意写作导师拉里·布鲁克斯分享了他的经历。他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经常遇到朋友问他是怎么写的。他感到有些为难，就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写着写着就写出来了。朋友一听，无话可说，搪塞一句“这挺有意思的”。这促使他不断地思考，“我需要拿出一个更清楚、更完美的答案”。

    但答案千差万别。美国《作家文摘》出版社主任主编瑞秋·席勒发现，有不少的写作忠告是相互矛盾的。比如一些老师建议先列提纲，有的则提倡不要有任何规划，信马由缰地写。“在我看来，你不该被各式各样的写作技巧所困扰，而应该从中得到鼓舞。你应该最大限度地学习一切写作方法，然后再决定要用何种方式进行写作。”她说道。

    作家阎连科对此表示认同：“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文学是可以教的。写作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无方法’，把写作方法完全隐藏起来，但这是在知道了各种方法之后才能达到的境界。”

    作家劳马倡导在写作中学习写作，他讲了一个故事：“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人死亡，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人降生”，这是诗人丁尼生写下的诗句。现代计算机先驱查尔斯·巴贝奇很困惑，认为依诗句所说，世界上的人口将不增不减。他给诗人写信，建议改为“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人死亡，每时每刻都有一又十六分之一个人降生”，并说这只是个近似值，但对于文学而言只好这样了。

    “所以说，文学写作需要一定的天资和禀赋。”劳马总结道。

    阎连科认为，对于想写作的人来说，教授写作的课堂是发芽生长的温室。不过，写作是一项创造性劳动，“至于这颗种子最终长成什么样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汉语写作要注重潜藏的“暗功夫”

    王宏图发现，有不少人很认真地说过，自己一辈子的社会经验丰富，退休了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他把写作的技术门槛看得太低了，好像只要掌握了母语谁都可以写，很少有人说退休之后要写一部交响曲”。

    汉语写作有其自身的规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提醒道，当前的语言使用存在着一种腔调，这对于汉语而言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在高校里传授写作课程要避免流行语言对学生的暗示，“汉语有其自身的魅力，应该设法把它的潜能打开，释放出来”。

    诗人王家新认为，写作的传授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但也要摸索本土教学的特点，“要让学生重新获得他们自己的语言”。

    孙郁说，中国的文字背后蕴含着深广的历史，衔接着人类的文明。传授学生写作，要培养学生去读懂文字背后潜藏着的“暗功夫”。如果只看到辞章与情节，则只是停留在一个浅显的层面上。

    “汉语具有自身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和流动性。如何认识汉语自身的规律，关系到文学写作能否进入更高的境界。”孙郁说。（本报记者 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