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史视野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

    战争是文明碰撞的一种手段。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对这场被称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的研究，不仅会使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战争、和平、革命、改革与发展问题，也会对国际秩序的发展有着更为清晰的感受。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运用了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即国际史的研究方法。国际史是自20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学术界逐渐兴起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形成一股潮流并正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打破以往历史研究中“民族—国家”的约束，以整个国际体系或者文化背景作为研究的参照系；研究的范围涵盖跨国或多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物质、消费、情感等方面；强调利用多国档案和多元资料，以“自下而上”的方法，以“文化”因素、“弱势群体”等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当然，国际史也同样运用于对传统国际关系的考察。总的说来，将国际史引入对一战的研究，要求研究者从一个跨国家、跨地区的角度来讨论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与一战之间的关系，并重点考察该国家或该地区与一战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第一，总体战研究。就战争本身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上第一场总体战争。从更长的时段和更广泛的空间来看，这场工业化大国之间的首次战争，并不仅仅涉及欧洲的民族国家，而是各个殖民帝国之间的战争。各大殖民帝国不断将来自全世界的人力、物力和各种资源投入这场冲突，迅速将战争从欧洲蔓延到全球，同时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总体战”的新的战争模式。研究者通过对具体国家的考察，层层描述这个不断将全球资源投入冲突的过程，并从根本上揭示出列强在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全球范围内的战争武器的同时，不断扩大国家权力的过程。例如，一些学者通过对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在战争期间的食品供应，以及为保证市场上一般食品如面包的价格低廉而制定的消费法律法规的研究，揭示国家对战争物资的调节与控制系统的运作及其成效。同时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些国家正是依靠英国的海上霸权和他们的海外殖民地（以后还依靠美国）所提供的包括食品在内的各种战争资源，才不致被饿死并能坚持作战；而德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相对缺乏这种全球性的资源。国际史关于总体战的研究成果，从一个方面挑战了直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即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欧洲自己的事情，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一场“欧洲战争”的看法。

    第二，与总体战研究相联系，大战引起了国际秩序的变化。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全球来看，提出了不同于19世纪旧秩序的新秩序。主要是探讨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其《世界和平纲领》即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所提出的世界新秩序的设想，以及这些设想对印度、朝鲜、埃及、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深刻影响。有学者认为，该纲领提出的包括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自由贸易、在殖民地实行“门户开放”、裁减军备、民族自决、成立国际联盟、抵制苏俄影响等原则，是美国企图冲出美洲，对长期以来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发出的公开挑战和冲击。尽管这些原则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来说，是可以利用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武器。

    其二，从各个殖民帝国来看，这场全球战争改变了19世纪列强建立起来的核心—边缘权力关系即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传统关系，并通过结束商品、资本和人口的自由贸易和流动，通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征集人力物力的过程，迅速破坏了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例如，英国作为宗主国，就将印度、非洲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帝国臣民”投入西线作战，英国和法国还使用了至少14万中国劳工帮助自己进行战争。有学者具体探讨1914年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如何为宗主国英国的战争进行准备，而在战争结束之后该国又如何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强化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有学者从研究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出发，说明一战推动了泰戈尔的思想转变，将他推到了复杂的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战争暴力的立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学者考察了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互动，认为一战给积贫积弱的中国既带来了可能受制于日本的“危险”，又带来了争取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的“机会”。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具有思想启蒙精神的新文化运动广泛开展，特别是自民国以来一批接受过现代教育的职业外交家开始走上外交舞台。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通过“以工代兵”“以工代战”策略，参加了大战，使这场大战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转折点。正是中国的参战，才使中国能够第一次以一个战胜国的身份参加相继在巴黎和华盛顿召开的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大型国际会议，中国的新外交从此起步：中国开始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开始成为构建战后新的亚太地区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

    另外，一些学者将研究的视线投向一战中的中立国阿根廷。指出阿根廷虽然保持中立，但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存在经济合作，并有数百名志愿军加入德国作战，与此同时，阿根廷国内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也有所发展，这一切都表明了阿根廷同样希望借助一战，界定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民族国家的身份。

    第三，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研究。这是国际史在传统外交、重要人物以及政府决策等层面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通过研读大量相关国家的档案和其他资料，认真考察从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夫妇遇刺的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到8月4日英国最终决定参战的这段时间内的形势发展，以探讨和揭示相关各国的战争动机。由此发现，在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尽管列强之间进行了相当频繁、紧张而复杂的外交活动，但是各国的决策者都以重新瓜分欧洲和世界、争夺世界霸权为目的，都企图以支持盟国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因此，几乎没有人对避免战争作过系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也没有人真正打算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问题，各国媒体也充斥着所谓“爱国主义”的战争叫嚣，这一切导致战争的机器迅速发动，局势很快发展成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终于以英国借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为由对德国宣战为标志，把一个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暗杀皇族的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大战。通过这种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并非仅仅如过去所说，主要归咎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国主义，实际上，俄国、法国和英国同样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责任者，战争的罪责应当由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共同承担。正如一战期间上台执政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承认的，当年“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滑过沸腾的大锅的边缘而掉进了战争之中”。另一方面，一战的发展轨迹却完全超出了各国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预料。大战爆发之初，各国的文官政府考虑的是如何及时应战，以避免削弱自己，坐大对手；军方则仍然设想通过一场拿破仑式的战争或普法战争等方式的战争，即靠一、两次大的战役便见分晓。然而由于时代的不同，战争的进程完全走向大国决策者的愿望和主观意志的反面：他们抱着短期取胜的侥幸心理，却形成了长期阵地战的僵局；他们本以为是单纯的军事较量，却变成了倾注全部国力的长期消耗的总体战，从而动摇了欧洲文明的整个基础，为一个新世界的出现带来了曙光。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