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光明日报的感恩情怀

    1963年冬天，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下基层劳动锻炼。当时，我根据一位化工厂长三次种试验田，逐步深化认识，增产了海盐的真实故事，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题为《从认识论谈一切通过试验——论藤传珍三种试验田》。

    这位厂长三次种试验田，在总结海盐增产经验的基础上，对卤水深浅作出三次规定：第一次初步规定“深卤结晶”；第二次修正规定为“旺季深卤结晶，淡季卤水适当减浅”；第三次再次修正为“以深为主，深浅结合，随天应变”。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初种“试验田”实践所取得的初步认识是，笼笼统统地认为深卤结晶好；再次实践认识到了只在旺季才是深卤结晶好，认识已深化了一步；反复实践的结果，使认识更加深化，认识到即使在旺季搞深卤结晶也未必都好，而必须区别晴天雨天，根据天时灵活掌握盐池卤水深浅。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明了什么是“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毛泽东《实践论》），只有反复实践，一切通过试验，才能使认识逐步深化。

    文章寄到省里的报纸，过了将近半年，杳无音讯，既未发表，也未退稿。

    半年后的1964年5月初，我重新抄正一份稿子，寄到光明日报理论部。出乎我的意料，一周时间，一字未改，1964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哲学版照发了《从认识论谈“一切通过试验”——论滕传珍三种“试验田”》。《红旗》杂志哲学组长吴江和邵铁真、郑惠等编辑当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商议后决定在《红旗》转载，于是打电话向光明日报询问我的通讯处。第二天，郑惠给我打电话说：你昨天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我们哲学组的同志议了一下，认为你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一个种试验田的事例发表了很好的议论，论得很深刻，也很生动，《红旗》想转载这篇文章，不知你同不同意？20世纪60年代不像今天，地方还看不到当天的首都报纸。我受宠若惊，回答说：谢谢鼓励，我高兴还来不及，当然同意。

    过了两三天，《红旗》杂志又来电话说：那篇文章我们不转载了，请你在原文的基础上，扩充成一篇长文，给你安排一万字的篇幅。关于文章的主题，电话中说：围绕实践标准和真理问题，理论界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人没有走出概念到概念的圈子，你的文章的优势在于，就实论虚，走出书斋（注：那时毛泽东刚刚发出“让哲学走出书斋”的号召），用“三次种试验田”这张王牌来回答理论界关于实践标准和真理问题的一些不同观点。

    任务明确以后，我苦战了七天七晚，查阅了近期有关实践标准和真理问题的一些文章，梳理出不同观点。

    中国科学院一位学部委员（后称院士）有篇论文，题目是《再谈自然科学中的实践标准问题》，此文虽没有直截了当地说真理可以推翻，然而却主张在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中，对那些“不全面、不完善的相对真理”必须“不断修改”，只有绝对真理才“不会被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

    恕我不恭，尽管对方是个权威人士，而我是个大学刚毕业不久的青年，但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他这种真理可以否定、推翻、修改的观点，我并不认同。与不同观点的商榷，我采用了务实论虚的办法，充分发挥了“三种试验田”这张实践王牌的作用。于是，《红旗》杂志1964年第12期，发表了我这篇指名道姓与一位学部委员商榷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从一个化工厂三种试验田的故事谈起》，发了7页。

    文章发表后，《新华月报》学术论文栏目有所记载，当时被认为是“小将向老将的挑战”（当年我27岁），引起全国理论界关注。对于此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成员、哲学组长肖前教授评论指出：“该文对不同观点的商榷，有理有据，十分中肯，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该文后来入选为“全国哲学创新成果”。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曾给我来信，拟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从认识论谈“一切通过试验”》，作为写议论文的范文，入选语文教材，要我介绍写作情况。后来“文革”爆发，此事遂无音讯。

    半个世纪前《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从认识论谈“一切通过试验”》，影响了我的一生，是促进我一辈子坚持研究“走出书斋的哲学”的重要原动力。我对光明日报满怀感恩之情。

    光明日报的编辑作风非常之正，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自发来搞，收到稿子一周就全文照发。光明日报的编辑水平非常之高，那时毛主席刚刚发出“让哲学走出书斋”的号召，很快就成了编辑的指导思想。

    从那时起，我成了《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坚持自费订阅，而且每天把有关文章的目录编号登记入册。我也是《光明日报》的热心作者，已发表论文十余篇，而且光明日报为我发书评多次。1982年我出版个人专著《谈规律》，被《光明日报》誉为“深入而不深奥，浅出而不浅薄，生动活泼而不失理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该书次年重印3万余册，用英、俄两种文字在莫斯科参加国际书展。

    对光明日报的编辑同志，我心存很深的感情。王强华同志是在哲学组工作时发现我这位作者的，后来他当了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他两次到湖南来，我们叙旧时我都表露过对光明日报的感恩情怀。

    （作者曾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兼副院长、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执行主席、中国社科院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