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心的丝绸之路采访

    丝绸之路申遗成功了！苦等三天两夜后，6月22日下午3点49分，多哈终于传来好消息。晚上8点59分，交完稿、关上电脑的一刹，兴奋迅速褪去，满脑子竟全是去年夏天河西走廊的那次丝绸之路专题采访。

    这注定是一次铭心的采访。15天，在近十年已是罕见的长时间采访了；3000里丝绸路，系统地探访散落在甘肃丝路沿途的遗珍。

    一路走来，基层文物工作的艰难让人意外，文物人的坚守令人动容。

    锁阳城、悬泉置、玉门关，这三个申遗点都处于大漠戈壁中，驱车狂奔，距最近的城镇也要2小时。骄阳中，戈壁的地面温度超过50摄氏度，目力所及，龟裂的地表没有一棵可以遮阴的树，只有骆驼刺、红柳和锁阳等低矮的灌木。文物管理所的小美女笑称，夏天还有植物可看，冬天就只剩黄沙满天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日复一日地坚守着。

    尽管各种保护措施看似完备，但因为占地面积大、遗产数量大且绵延线路长的特点，确保每个文物点的安全绝非易事。

    肃南县地广人稀，平均每1.5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人。与之相对比的是，县内的古遗址、古墓葬及其他文物点非常多。县文物局局里连会计在内一共4个人，却要承担起329处文物点的安全责任。这些文物点几乎都在偏僻地区，距居民点最近的也有7公里。平时就靠业余文保员骑骆驼、骑驴看护。盗墓贼一直盯着这儿，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一次，局长唐延青和同事们在巡查中接到文保员报告，发现盗墓贼。盗墓贼的车是进口三菱越野，比他们的车好很多。但唐延青绝不放弃，在戈壁荒滩上紧追了三小时，并用自己的车去撞贼车，硬是逼得盗墓贼投降。这位赤手空拳抓盗墓贼的女局长，笑谈自己当时的英雄壮举：“像演西部警匪片。”那笑容竟然有些腼腆，与面对匪徒的果敢，这种反差在我心里激起的绝非只是涟漪。

    15天的采访，让我看到了中国政府为丝路申遗作出的大量努力，从文物本体保护到周围环境监测都进行了科学安排。在玉门关遗址，我看到了一套监测预警系统：墙体温湿度检测仪，观察墙内温度；气象站和风沙监测站观测环境；粒子色谱监测仪，用于遗产大环境和文物本体中水分和盐分的监测。这样的监测预警体系每个申遗点都有。

    然而，与申遗点被全方位监测相比，基层文物保护的情况让人揪心，保护理念的差距令人担忧：西夏碑，一块无可替代的石碑。在展厅的角落里，我看到了它：两块已经生锈的铁夹子直接夹着它的头部，将之固定在金属架子上，周围没有任何遮挡，还有两盏白炽灯散发着热气直射碑面；张掖的明长城正在修缮保护，可是施工队的旗帜就直接插在了长城上，原本就已风化十分严重的夯土又因此坍塌一大块。

    行走在3000里丝绸路上，原来零落的知识点被一点点拾掇起来，隐藏其中的历史脉络也一点点变得清晰。站在锁阳城墙上，看着被风雨摧残千年却依然雄伟的古城，我似乎领略到了丝路贸易对沿途大型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走进黑水国遗址考古工地，听着专家讲述刚发现的冶炼场遗迹，我似乎触摸到了武威马踏飞燕精湛技艺的源头；看着玉门关西北处的一片湿地，“戈壁荒漠怎能设关”的疑惑便无言退去，我似乎读懂了“凭水设关”的含义，水是最重要的，守住水源就行……

    一路走来，不断反思，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媒体人也应该、也必须是被传播的人群。随着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日渐提高，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看热闹”，而是要参与进来，要发表意见。这就要求传播文化遗产知识的我们，尽快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唯有如此，我们的声音才能更客观、更准确、更权威。

    申遗成功了，文物人肩头的担子更重了，因为关注的眼光不再仅仅来自国人，世界的瞩目是光环更是责任。申遗成功了，媒体人的工作并未结束，因为公众的关注度更高了，需要知道更多国际先进的遗产保护理念和值得推广的优秀经验。申遗成功了，我们还得继续努力……(本报记者 李韵)

为丝路申遗鼓与呼

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张忠培  

    近读贵报自6月16日至20日的系列报道《丝路遗珍·丝路精神》，觉得十分出色，突显了中央级“文化大报”的特质。

    这组报道安排在世界遗产大会开幕前夕，及时、适时地引发公众对丝绸之路的再次关注，同时也是为丝路申遗最后一搏的鼓与呼。

    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交流之路，而且正是由于它，中国才完成了“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的发展历程。

    早在史前时代，黄河流域的马厂文化居民就与西域居民有了直接交流，在输出黄河流域经济与文化成就的同时，也从西域传入了种植大麦、小麦和驯马的技术。此后，通往西域的交流之路一直没有中断。但直到秦帝国，中国仍然只是中国的中国。

    张骞凿通西域，使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国。当时世界上能与西汉帝国匹对的仅是罗马帝国。及至唐帝国，在东亚形成唐文化圈的同时，在丝路沿线设都护府管理，其西虽存在着阿拉伯和拜占庭这两大强国，但忌惮唐的强大，不敢向东扩张，使中国站稳了亚洲的中国这一地位。

    作为标志性的商品，丝织品在丝绸之路中的地位无可替代。我国迟至秦代已几乎能生产出所有的传统丝织品种，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早期的丝绸衣服，显示出了世界独领风骚的丝绸制作工艺，令人惊叹仰止。到了唐代，又将汉代的织、绣、印、染等丝绸制作工艺提升到了新的水平。除此之外，还有茶的种植和制茶工艺，以及造纸技术的发明与发展等等。这些手工业制品成为沟通中西经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的珍品，成为吸引各国使者和商人来中国的动力，中国成了当时世界经济交流的中心，为亚洲的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提供了条件。

    系列报道《丝路遗珍·丝路精神》，在结构上既有提纲挈领的开篇，也有后续具体遗产点的介绍；在内容上，既有历史知识的普及，也有当下文物保护的举措；在视角上，既有政府层面的宏观理念，也有普通百姓的细微情怀。如此安排，将遗产与公众、政府与公众连接起来，对于引导民众正确认识遗产价值、理解申遗目的，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提升读者的文化品位，激发公众保护文物的积极性。

    总之，贵报这组丝绸之路的报道，较为准确地向读者传达了丝路的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与最新的国家政策相关联，将申遗提升到共建丝路经济带的高度，彰显了一张中央级“文化大报”的品格与眼界。

    作为忠实读者，我注意到近十年来，贵报在文化遗产领域的报道日益精彩，从考古发现，到遗产保护，还有博物馆发展，现在又拓展至农业遗产、记忆遗产等，好报道、好文章、好言论、好版面不时看到，令人欣喜。希望你们能将这种势头继续下去，牢牢守住宣传文化遗产的领军地位，始终高举科学保护的媒体大旗。（张忠培口述，本报记者李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