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心声

    创刊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光明日报，迎来了它的65周年创刊纪念日。我作为这张报纸的忠诚的读者和多年的撰稿人，在这个有意义的座谈会上，想讲讲我同光明日报的联系，讲讲我的认识和感受。

    从1964年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跟随白寿彝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那时起，我就成了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至今已整整50年了。读研期间，对于光明日报的每一个学术专版（如史学、哲学、文学遗产等）发表的文章，我都认真阅读并分类妥善保存。在生活困难的岁月里，我始终没有中断订阅光明日报。可以这样说，在我的教学生涯与学术道路上，光明日报伴随着我走过了我的青年时期、壮年时期，直至现在进入老年时期。

    我成为光明日报的一个作者，一个撰稿人，至今也已经三十多年了。记得1980年我在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只有两千字的读书札记。当时，我在内蒙古工作。记得光明日报理论部的苏双碧同志把样报寄给我时，还写了一封短信，其中有两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写道：“您如来京公务，请到报社一叙”。读着这两句话，心里觉得暖暖的，一下子拉近了自己和光明日报的距离。1980年至今，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短论、书评有六十多篇，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老作者”了。

    我深深感到，因为有光明日报提供的学术平台，我对于中国史学的历史、现状和社会价值的一些粗浅看法，才有可能同社会接触，产生一点影响和作用。比如，我讲关于史学体裁多样性的短论，受到方志工作者的欢迎；讲关于史学讲求审美的评论，受到党史刊物工作者的关注；讲关于“信载义而行之为利”是现代企业家的追求，受到哲学工作者的赞同，等等。

    在我同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同志们交往过程中，经常有一些学术上的交流、切磋，他们也时时提出一些学术问题要我“回答”，如国家统一与历史进步的关系、传统史学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怎样看待史学评论的作用等。这些年来，我深深感受到，“回答”这些问题，一方面提升了自己的认识，而写成文章发表后又对活跃史学思想起了一点积极作用，自己感到很充实，真正感受到光明日报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