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 一所大学 一个时代

    编者按

    教育部与本报近日联合启动“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活动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开展，以“文化根·民族魂·中国梦”为主题，充分利用校内博物馆、校史馆、图书馆、档案馆、展览馆、纪念馆、美术馆等育人载体，深入挖掘校内的故居旧址、历史遗迹、文化遗产、景观景点和校史、院史等丰富的教育资源，通过形式多样、载体多样、内容多样的活动来体现“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人格修养”等教育内容。同时，活动还将注重利用和引进社会资源，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工作。（见5月15日本报一版）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历史并不悠久。但就在这不长的历史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那些令人激动、意义深远的人与事，物与思，形成了中国大学独有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储备，丰富着中华优秀文化的内容和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今天，进一步发掘、认识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萃取其精华，对传播和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梳理中国大学的历史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记忆，更为了今天和未来。

    我们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前身为《青年杂志》）为“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校园巡礼”的开篇，意在说明昨天的时务就是今天的传统，今天的风尚必定成为明天的历史。“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传统，强调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空气中淡淡地飘着香樟木气息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是个“聚宝盆”，光是独有收藏的民国旧期刊就达一千多种，其中就有最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

    1988年，因为准备博士论文，韩毓海第一次在北大图书馆查看了《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原件，今天，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他把记者带到了北大图书馆，就这两件文物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新青年》碰撞出的火花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时的中国，正值袁世凯复辟闹剧前后，天下大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谁能救中国？当时北方是黎元洪、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而南方的进步力量则主张救国要靠青年，陈独秀提出青年的道德特征，也因此将创办的杂志命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为什么陈独秀认为青年可以救中国？因为青年人最容易组织起来，‘嘤嘤其鸣，求其友声’，他认同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的思想，青年会去爱一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这种超越‘小我’、超越一己之私的动力，使青年具备将血亲之爱、异性之爱升华为‘博爱’的能力——即对社会共同体的爱、对社会共同体的创造与追求，而‘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是改造旧社会旧制度的力量，这就是青春之美好。”

    “陈独秀很会办杂志，他和很会办学的蔡元培先生的相遇，称得上是风云际会。他俩清末时曾在上海‘暗杀团’共事，失败后各自逃亡。1916年底再相遇时，其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已非常红火，而蔡元培正准备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办学的高明之处，是他认为办学不在于钱，而在于人，他也很会‘抓’人，‘抓’住了陈独秀。陈独秀起初不想来北大，仍希望在上海办杂志，蔡元培动员说可将杂志一起带到北大来办，一边办学、一边办杂志。就这样，陈独秀和《新青年》来到了北大，《新青年》杂志从此成为北大集合天下仁人志士的平台，一大群《新青年》的编辑和作者也从此与北大结缘，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作者李大钊、胡适、高一涵、杨昌济、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先后到北大任教。北大不仅在办学上集合了当时最顶尖的人才，更以《新青年》为平台，汇聚起一批当时的文化精英和思想斗士，因此成就了新文化运动。老师影响学生，在这些很会办学、办杂志的人指导帮助下，成立了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创办了学生杂志《新潮》，因此也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新青年》扣下的四个扣子

    北大图书馆4层过刊室的书架上摆放着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照原本影印出版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一共九卷，用“几乎翻烂”来形容它们的品相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北大图书馆对外开放，它们无声记录着每年寒暑假大批来自全国各地学者的造访，即使北大图书馆网页上早有杂志的电子扫描版，但人们仍对见到原件更有兴趣。

    韩毓海捧给记者看的，是图书馆张宝生老师到位于7层旧报刊文库的“民国旧报刊库”中专门取来的1915年和1916年出版的两卷杂志原件。轻轻翻动已泛黄的书页，在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一年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罗列在要目上的文章是《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药》《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马克思传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巴枯宁传略》《老子的政治哲学》，这就是《新青年》杂志最为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号。至此，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新阶段。

    “这些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言简意赅，非常准确地抓住了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学院里学术研究的水平，并没有超过当时，甚至有些方面还没有当时这些文章表达得清晰。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当时中国在物质生产方面非常落后，但在文化思想上并不落后，先哲们把握住了世界最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把它们介绍到中国，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促成了新中国的成立、新社会的建立。今天，就会看到思想、知识、学说是怎样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的，认识到思想、主张才是真正的财富，就会看到一本杂志，一所大学，一个国家是如何追随世界最先进的思潮，最终实现民族的新生和复兴的。”

    “从这个意义看，自五四运动爆发95年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迅速地恢复新生，一个原因就是五四先哲们为中国选择的道路非常好，用习总书记的话说，就是扣好了第一个扣子。‘新青年’可以说是第一个扣子，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新青年》和李大钊的《青春》要激励起的不仅是年轻人，而是更大范围的‘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人们，鼓励人们从封建的、家族的、家庭的‘小我’，走向为大众谋福利，爱国、进步、科学、民主，有世界眼光，讲求实行和进取的‘大我’，这就是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基础。那么如何实现这个大目标呢？先哲们又扣对了第二个扣子——文学革命。真理和学说固然好，但能接受理论的人少，而文学作为潮流和时尚，接受的人多，影响力大，这也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新青年》上发表后反响强烈的原因。《新青年》每期都刊发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对新思想的传播产生了深重的影响，从这点看，五四运动不仅传播真理，还形成了社会思潮，并以这种思潮引领了社会时尚。随着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随着五四时期来北大讲学的罗素和杜威对于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的倡导，新的教育体系派生出新的职业分工，产生了新的职业者、劳动者，这就是第三个扣子。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工人组织、农民组织、知识分子组织、商人组织，乃至新的军事组织相继壮大，先哲们一直寻找的可以替代封建家庭制度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终告成立。在劳动者组织不断壮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第四个扣子。我们看到，由新青年到新文学到新教育再到新的社会组织，四个扣子一一扣好，中国向新社会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

重读《新青年》

    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一共9卷54号的《新青年》呈现了先哲们寻求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清晰逻辑。对此，韩毓海感佩不已：“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先哲们却有着强烈的思想自信和文化自信，对探寻新中国之路有着自己坚定的主张，并最终把先进的思想变成了现实。今天的中国，物质极大丰富，但仍面临着建设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重任，如何才能完成历史使命，我们唯有不断学习、不断改造我们的学习。”

    “今天重读《新青年》，更加深深折服于先哲们的学识和思想创造力，陈独秀一篇《敬告青年》不足5000字，却呈现出他对尼采、柏格森、密尔学说的透彻研究，而《新青年》所介绍、阐发的那些经典，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现在有多少人尤其是大学生们在读呢？所以，今天我们强调要建设学习型社会，不断学习和不断增强学习的能力，无论对青年个体，对一所大学，对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唯有学习，才有创造，用《敬告青年》中的话来说，‘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本报记者 王庆环 本报通讯员 郭俊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