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高管职务消费的规范与治理

    高管职务消费在各国普遍存在，国外学者一般将其定义为高管享受的豪华办公室、专机或专车、俱乐部会员资格以及娱乐餐饮消费等权力。我国国资委把高管职务消费定义为“企业负责人为履行工作职责所发生的消费性支出及享有的待遇”，主要包括公务用车配备及使用、通讯、业务招待（含礼品）、差旅、国（境）外考察培训等与企业负责人履行其职责相关的消费。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公司高管薪酬水平迅速提高的今天，巨额、畸形的高管职务消费行为频频爆发，超范围、超额度的职务消费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还损害了社会公平，容易滋生腐败。

    现阶段，我国企业各种契约的建立机制逐渐从计划走向市场，市场力量作为公司治理的驱动力，有利于股东低成本地观测企业绩效，也使得企业的绩效指标能够更加如实地反映高管的尽职程度。在此过程中，市场化改革成为影响高管薪酬激励契约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高管职务消费隐性薪酬契约机制的有效性及其激励效果都因此而发生变化。具体来说，高管薪酬契约包括显性货币薪酬契约和隐性职务消费薪酬契约，股东与高管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签订和执行薪酬契约的难度，以及对高管努力程度的监督成本等方面构成了制定高管薪酬契约的成本。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内生于制度环境的高管薪酬契约不断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市场化改革减少了政府对国企经营活动的过分干预，对高管薪酬契约的管制也有所减轻；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不断完善，市场的信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助于股东识别高管在经营过程中的努力程度。显性薪酬契约能够更真实地体现高管的努力程度，与企业绩效间的相关性显著增强。因此，股东制定高管显性薪酬契约的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作为补充显性薪酬契约的高管职务消费隐性薪酬契约逐渐丧失其原来的激励作用。同时，在上市公司特别是在民营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计划普遍成为高管薪酬契约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管个人效用和企业目标的逐渐统一，补充了显性薪酬契约对高管的激励作用。因此，对于企业而言，显性薪酬契约对隐性薪酬契约的替代关系逐渐增强。在此背景下，综合运用契约机制、市场机制、制度和政策管制、公众和媒体监督以及道德约束等措施，能够更有效地治理高管职务消费中的自利和腐败行为。

    优化高管薪酬契约，使高管职务消费货币化、显性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企业经营环境透明度逐渐增加，公平、公正的显性货币薪酬能够更好地激励和约束高管。因此，应该将高管职务消费等控制权收益列入货币薪酬契约，并在数量上加以限制。同时，除了高管薪酬计划中的货币薪酬外，管理层持股计划是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激励方式，股东通过使高管持有公司的股票来避免其出现“短视”行为，统一高管和股东的利益目标，建立起高管和股东激励相容的薪酬机制，降低高管与企业之间的各种契约成本，形成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良性合作关系。

    深化市场化改革，使高管职务消费透明化、有效化。对经济转型国家而言，不断深入的市场化建设可以改善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效率，减少腐败滋生的土壤。因此，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培育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健全产品和要素市场、资本市场以及经理人市场，促成市场在各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控制权力过分介入经济活动领域，提高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效果，使公司治理环境和企业经营环境得到改善。随着市场竞争引导机制的建立，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中，高管会逐渐放弃利用不正当手段争取社会资源的行为，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加强制度和政策约束，使高管职务消费制度化、规范化。自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以来，公款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反腐倡廉工作持续推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的发布，提出了科学有效防治腐败的措施，体现了我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在此背景下，涉及“三公”消费的一些企业纷纷转型，经营定位重归百姓消费。可见，加强制度和政策约束既是控制和防范公务人员腐败、浪费行为的有效措施，也是规范和治理企业高管职务消费、减少腐败行为的重要举措。

    增强公众舆论、媒体曝光等监督措施，使高管职务消费阳光化、高管职务消费的监督日常化。社会媒体监督参与度的增加会对腐败分子产生震慑作用，因此在治理高管过度职务消费的过程中，除了在企业内部不断完善管理制度，维护企业股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还需要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增加公众、媒体对企业高管职务消费行为的监督，扩大高管职务消费的公开范围和力度。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高管职务消费道德化、个人消费私人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气，以及高管个人良好的道德修养将有助于其职务消费道德化、个人消费私人化。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格外重要。精神文明建设一旦滞后，社会伦理规范在物质利益面前会丧失其作用。因此，除了用法规、政策来约束高管外，还应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中华民族勤俭节约、廉洁奉公的传统美德，增强职业经理人的社会责任感，从道德层面促使高管严于律己。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制度改革研究”［项目号：10BGL06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