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出版人,经他组织策划,付梓的图书百余种,凭此出色业绩,他荣获第十届韬奋出版奖;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常委,他牢记社会责任感,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热衷慈善事业;作为一位书法家,他从艺四十余年,临池不辍,博采众长。
他就是苏士澍。
奔走疾呼
一个春日的午后,我与苏士澍相对而坐,没有赘言,谈话直奔正题。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简简单单的十个字,从这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口中说出,听来质朴,看似平常,却包含着苏士澍几十年对人生、对艺术的思索与感悟。
多年来,苏士澍一直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承奔走疾呼。
2009年的全国两会,苏士澍代表全国政协书画室作了《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教育刻不容缓》的大会发言。他呼吁,在所谓“信息化、快速化”的背后,学生们越来越陷入了“写不好—不想写—不会写”的恶性循环,“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就不能不重视汉字在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
2010年的全国两会,苏士澍又联合欧阳中石、王明明提交了《关于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教育》的提案。
三位政协委员不无忧虑地指出,目前,90%以上的学校特别是初中以上不再设立书法课。一般中小学校没有专职的书法教师。随着电脑的普遍使用,汉字书写有更加边缘化,甚至被逐渐取代的倾向。
中国传统书写技艺正在被严重轻视。
当时教育部对这份提案的回复却是:考虑学生学业负担问题,对汉字书写硬性增设课程持谨慎态度。目前小学一至三年级有写字课,主要是硬笔书法,四至六年级是毛笔书法课,每周一节。学校课程设置为三级: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写字课为地方课程,也就是说,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必修课”。
2011年的全国两会,苏士澍依然在呼吁。
……
2014年3月8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苏士澍再次走上主席台,做了题为《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的大会发言。
“早在1848年,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兼驻华参赞卫三畏就说过:‘一旦废止汉字而改用字母去拼写汉语,中国就会出现数百种文字,中国将像欧洲一样四分五裂、不复存在。’此言凿凿,发人深省。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写不好字,不敢写字,甚至不愿意写字……在中国,写字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苏士澍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手机、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学习和交流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对汉字书写的依赖度急剧下降,网络语言盛行,不规范使用汉字和‘提笔忘字’现象越来越多。现在孩子吃着西式的快餐,看着舶来的动画,打着现代的电玩,对传统文化还有多少了解和认知?我们的双手已习惯了敲打键盘,还有多少人习惯于握笔书写,尤其是使用笔墨纸砚?”
其实,苏士澍并不排斥汉字和电脑的结合。在他的心目中,从安子介到钱三强、钱伟长、费孝通,再到王选,经过整整几代人辛勤努力和探索,汉字信息技术才算真正落地,和电脑有机结合,也逐步摆脱了国外的技术控制。
“王选是真正的大家,是中国人的骄傲,汉字因他不再落后于人。”苏士澍高度评价这位已故的两院院士、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
“但是,中华民族的根正在年青一代的手里慢慢丧失。”苏士澍话锋一转,“一个博士研究生,英文说得呱呱叫,电脑也玩得很溜,回过头来,让他把文章翻译成中文,却找不到词汇。这个潜在的危险是要命的。”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在苏士澍心中,书写是对文字最高的崇拜。“书写愈多,我们对于文字乃至文化的敬畏喜乐之心则愈浓;书写愈少,我们对于文字乃至文化的认同亲密之情则愈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淡漠对国民的心理、情感、价值取向都有不利影响。”
心正笔正
苏士澍1949年生于北京,自幼酷爱书法篆刻,他一步步走进书法艺术这座大观园,更是跟书法教育的普及与推广密不可分。
四十多年前,每逢周六,这个年仅十几岁的少年,都会背着书包,无论酷暑寒冬,匆忙赶到北京市少年宫。当时,金石名家刘博琴常年在此收徒授艺,传授篆刻技艺,正是在他的指导下,苏士澍得以奠定坚实的书法基础。
有了名师的指导,苏士澍脱颖而出。1965年,他获得了北京市少年书法大赛的一等奖。刘博琴以金石学和书法篆刻享誉京城,包括启功在内的许多名流的印章,皆出自其手。有此机缘,年轻的苏士澍得以与启功先生结识,并与他结成莫逆之交。
对于年轻的苏士澍来说,启功先生仿佛一座庞大的知识宝库。老先生的才学人品,深深影响着这位后起之秀,几十年的追随,苏士澍耳濡目染,亲承謦欬,受益匪浅。
“早在1980年,启功先生就开始呼吁要加强书法教育,他也曾尝试培训过书法老师,并坚持了三年多。”苏士澍回忆说,启功先生经常叮嘱文物出版社的同志要“踏踏实实地给孩子们编碑帖”。在出版《历代碑帖法书选》时,他要求“用最便宜的价格,但却要推荐最好的碑帖,给全国的书法工作者和学生一个良好的范本”。为了让碑帖书能装进学生的书包,启功先生建议做成16开,方便学生携带和取用。
这样的点滴细节,如此的言传身教,苏士澍看在眼里,记在心间。而现在,他所做的这些奔走与疾呼,也正是拿起了老一辈书法家手中的接力棒,完成他们的遗愿。
1980年,苏士澍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启功先生的建议下,他选择进入文物出版社做编辑工作。由于开始编辑《历代碑帖法书选》,加之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历代名帖,他眼界大开。
苏士澍笔耕不辍,再加上名家指点,逐渐在书坛崭露头角。他一直谋求在深厚文化积淀的基础上,体现作品的深刻内涵,而不是简单的流于形式。
此时的苏士澍,篆书和篆刻均独树一帜,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展现出深厚的国学功底。而勤奋的他,更像一个茁壮成长的孩子,孜孜不倦地摸索着个性鲜明的书法艺术之路。
知识的丰富,技艺的提高,使得苏士澍的书法创作更上一层楼。他的篆书由小篆向大篆转变,手里的兼毫也变成了鸡毫。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一番心血的付出,苏士澍终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鸡毫大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鉴赏家们认为,苏士澍此时的书法已经开始呈现一种全新的韵味。
无数次自己的历练,无数回前人的观摩,无数场同道的切磋。苏士澍深刻地认识到,行笔中提与按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只注意笔在纸面上的平行移动,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笔上下的移动,那就是提与按,这个道理,也许谁都明白,但是要真正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软笔,稀墨,洇纸——毛笔书法堪称是一种三维艺术。手腕或提,或按,笔法、结构、章法,整个过程在三维空间中完成,左右脑均能得到开发,而硬笔书法则没有这样的效果。”
巴勃罗·毕加索曾经说过:“如果我生在中国,不会是位画家,但肯定是位书法家。”在苏士澍看来,这位西班牙著名的立体主义画家已经超前地理解了中国书法是一种“三维空间”的艺术形式。
苏士澍曾经有过细心的观察,让一群生性好动的孩子练习毛笔书法,几个月后,你会发现,孩子们练习时,整个房间会变得特别安静。“写字练书法,小孩能够入静,老人能够健康,就是这个道理。它可以让你全力以赴,精神专注,左右脑并用。”
苏士澍再次把话题转到书法教育的推广上来,在他的眼中,书法可以让一个人的的确确地“静”下来。“正所谓‘字如其人’、‘心正笔正’,书法是综合性的素质教育,对青少年启智育德、培心健体、提高审美、磨炼意志都有着莫大的助益。”
继往开来
悟出真谛远远不够,可贵的是把握自己。苏士澍的书法从每一笔到结构、章法,都可在古人作品中找到根据,又与古人的审美有所不同,而富有当代的新气息。
熟悉苏士澍的人都知道,除了擅长鸡豪大篆外,他的隶书和篆刻也是别具一格。其隶书从汉碑入手,一笔一画,态度严谨,内心踏实。经过多年摸索,苏士澍的隶书和大篆一样,看似平和,实则深沉,又不失灵动,绝非一日一载之功。
苏士澍在写唐代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时,不是通篇一体,而是将其警句“有龙则灵”先以鸡豪大篆书之,再以行书写完全文。
这样,篆书、行书均跃然纸上,活了章法,添了灵气,加之一枚枚印章点缀其间。一件作品,我们领略到了苏士澍的行书、篆书与印章,三种艺术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2009年6月25日,“歌颂祖国 弘扬文化——苏士澍金石书法汇报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序幕,书画界近千名嘉宾齐聚一堂。
此次展出的苏士澍书法及篆刻精品共计百余件,涉及多个门类,其中在东厅,一组书橱中摆放的是他在文物出版社工作期间编辑主编的近百种著述,《篆字编》《隶字编》《楷字编》《行书编》《中国书迹大观》《中国真迹大观》《中国历代法书精品大观》等诸多获奖图书,都陈列其中。
现场讲解时,苏士澍更不忘结合一些展品的相关情况,就文物遗产保护、专业书籍出版以及青少年的书法教育等工作,与莅临现场的领导与嘉宾进行汇报和探讨。
令苏士澍欣慰的是,2013年2月,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书法教育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年9月,书法正式进入中小学课堂。”他还建议,尽快建立国家级书法学院。“我国书法爱好者以千万计,但在办学方面却远落后于美术等艺术门类,至今没有一所专业的书法学院。”
“专业的书法老师怎么培训?什么样的教材更符合学生的需要?书法教育对于中国文房四宝等文化产业有哪些促进?”在苏士澍看来,“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是一盘很大的棋,需要好好地管理和经营。
一回回的振臂,一次次的奔走。苏士澍的努力没有白费,希望没有落空。结束谈话,起身离开时,我才发现他身材魁梧,步伐稳健。前人的重托,后人的期望。我相信,在中国书法教育普及这条路上,苏士澍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宽。(本报记者 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