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记者笔下的晚清图景

    在图书“历史热”里，无论严肃的学院著作还是轻松的通识读物，近代史都占据重要地位。历史事件、人物、时代……大有被作家、学者道尽之感，而寻找新的近代史叙事已经是人们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沈弘多年精心编译的巨著《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三卷）适时出版，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作为喻体的近代史

    沈弘从百年前的《伦敦新闻画报》中看到了近代中国，而将其介绍给读者。在参与近代史叙事时，很多人站在一个已知的材料或角度中去判断，没有他者或异己者的参与，这种情境正好跟近代史的演进构成了同质性的隐喻。马克思形象地说，这是“活的化石”“一遇新鲜空气便面临解体的木乃伊”。

    不少中国人的近代史观或许就是这类化石和木乃伊。关于鸦片战争、李鸿章、袁世凯等的传统看法，曾经遇到新鲜的说法儿而面临解体。但由于惰性，我们很多人的看法仍会凝固成新的偏见或木乃伊。我们仍只是看自己能够看到的或愿意看到的，很少去通过别人的眼光看问题或审视自己。这也是近代史研究需要引进新材料新角度，以使我们的观念世界恢复活力的原因。

    近代中国在开始看世界时，世界也在打量中国。1842年，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创刊，它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周刊，创刊即发行26000份，很快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媒体。画报初始就对大清帝国表示密切关注，虽然最初不免猎奇。遥远的中华帝国像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居民，从举止优雅的钦差大臣到裹着小脚的妇人，都让西方人觉得新鲜。1857年春，画报派往中国的首位记者兼画家沃格曼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中国，自此睁开了打量中国的眼睛。

    自1857年至1901年，来自英国的各路记者向其本国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这些报道尽可能消除隔绝，加强了解。它们比一切判断、命题更具体、形象，没有这些细节，我们空洞地对近代史做价值判断、分类归档一类贴标签的工作都是轻浮的，是木乃伊式的僵化做法。

百年前的图景

    读这些百年前的图画和文字，令人感叹。在那个还没有照相机的年代，记者们要把场景画下来，这些画作跟我们的写意画法不同，它们都是精确的记录。

    记者们用大量生动的速写和文字，记录的大事件如两次鸦片战争、额尔金在英军护卫下通过安定门进入北京城、天津条约签订、太平天国之乱、同治皇帝大婚，生活细节小到中国妇女的发型、白河上溜冰的小孩、北京国子监参加科举考试的贡生、街头练箭的旗人……有人说，全书堪称一部英国记者笔下的清朝末年全景图卷。如论者所说，其中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它们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也是其他中西文历史资料所不能企及的。

    读这些百年前的图画和文字，时时校正着我们固有的近代史图景。其中的内容及观点，与我们固有的说法相左甚至相差太远，温故历史，到此，才算是兼听并蓄。可以说，场景和叙事的西方视角，带给我们的是奇妙的距离感、穿越感。

    从“纽扣”一文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差异带给西方人的新鲜感：“刚来到中国的欧洲人会惊诧地发现自己衬衫上的纽扣常常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然而，假如他天生就有去溪边散步的好奇心，这个谜题就迎刃而解。因为他会看见一群年轻的姑娘把衣服放在石头上拼命摔打，似乎想把每根纤维都砸个粉碎。见证过这样野蛮的洗衣过程之后，他就不再会为自己衬衫上的纽扣在洗衣之后神秘消失而感到奇怪，而只会担心衬衫是否能够完整无缺地送回来了。”

    讲究人道精神是记者的天职，百年前的英国记者自然不例外，这在书中多有体现。书中说：“假如有任何人到英军驻地周围由中国人居住的街道或院落去转一下的话，他们难道会不认为那儿也遭到了劫掠了吗？每一座房屋都已经被英军士兵、水兵或海军陆战队队员闯进来，并翻箱倒柜地搜刮过一遍了。就连外国侨民也未能幸免。那些人并不满足于光是找点酒喝，就连那些书桌和抽屉也都被他们撬开。难道我们的士兵们不比那些中国人更像是海盗吗？因为他们走到哪儿，就抢到哪儿；仅仅是因为军官们的疏忽，就变得无法无天，比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劫掠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超越民族偏见的情怀

    读这些百年前的图文，也让我们对西方记者们的敬业有同情和敬意。当时的中西方落差太大，大清国官民都生活在帝国的自足心态中，西方人则是发现新奇甚至落后，他们积极地接触、了解，忠实地记录。

    在很大程度上，书中记录的这些英国记者做到了“真实地再现‘自然’”。这种敬业使我们在惯常的近代史叙述外，读到了一种超越的情怀，尤其是那些充满市井气息的画面和文字，这是我们自家人都未能尽职留下来的“存照”。如画报中说的，“我们那位积极和警觉的特派画家目前正在中国，以一种真正超越民族偏见的精神，细心地观察着在那儿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大事或小事，重要或琐碎，只要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有关，跟全球人类的各种习俗、思想和时尚有关，因为他已经采访过许多国家和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勇教授在推荐这部巨著时说，二十多年前，近代中国史学界受益于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冲击—反应”“传统—现代”模式，开始从中国自身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今天，我们应该注意“在西方发现历史”，应该从西方的记录中寻找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另一种记录。

    在没有照相和视频技术的时代，感谢《伦敦新闻画报》为我们留下历史珍贵的一页。感谢沈弘教授，耗时十年，将与中国相关的文字和图片翻译集结成册出版，为读者提供了近代史叙事的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