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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瑛是我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曾在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并在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她在20多个国家指挥演出，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并多次在国外歌剧院指挥的中国指挥。1978年以来，她经常担任国家重要演出活动的指挥，并指挥演出了中外歌剧《护花神》《第一百个新娘》《茶花女》《夕鹤》《卡门》《费加罗的婚礼》《蝴蝶夫人》《魔笛》《波希米亚人》《塞维利亚理发师》等；还曾与中央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等十多个交响乐队合作，举行音乐会。郑小瑛被认为是国内最有经验的指挥教授之一，已步入国际指挥行列。
为了中央歌剧院授予的“终身荣誉指挥”称号，忙碌的郑小瑛再次在北京停留。眼前的她，看上去并不像是85岁高龄的老人。
除了头发花白，郑小瑛的脸庞几乎没有什么岁月的痕迹。反倒是两道深深的法令纹，给她那张光洁的脸增添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气与淡定。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相由心生。
“钢琴，使我走上指挥的路”
1929年9月27日清晨，一个9磅半的女婴来到这个世界。那个年代，剖宫产很少，所以她受到了母亲的格外垂爱，6岁就被迫开始学习钢琴。
世事变迁，1937年的上海变成了一座孤岛。“8·13”的硝烟尚未散去，父母便带着她和妹妹小维前往四川落脚避难。当时，重庆和上海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她的钢琴也没有了。
即便如此，郑小瑛还是在教会学校坚持她为数不多的接触钢琴的机会。她说：“如果你还没有想好让你的孩子学什么，那就学习钢琴吧，因为钢琴在音乐的国度里是自由行走的。即使最后不选择音乐，钢琴的学习也会受益一生。”
回忆伴着思绪，关于她是如何走上指挥这条道路的，郑小瑛娓娓道来——
“青年时，我到了解放区，记得文工团的一个团长，听说我会弹钢琴就把我叫去，我冒失地弹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不错。至于当指挥，是因为文工团一些同志，一般都不识谱，唱群众歌曲，一有切辅音就不会唱，附点也不会唱。我就着急了，结果就让我来打拍子，就这么干起了指挥。那时，我并没有经过特别正规的学习和训练，直到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碰上苏联专家在全国招收一批有才能的、有经验的指挥进行训练，很幸运，我被挑中。我记得，那时班里差不多二十来个学生，我是唯一的女生。所以，我就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合唱指挥。其实，我只是运气好，机遇总是遇到我。”
20世纪60年代，郑小瑛从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成归国，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歌剧女指挥。“一个毛头小姑娘”在“文革”前的最后一部歌剧《阿依古丽》中担任指挥，她至今念念不忘的是“老指挥黎国荃提携后进”。
《阿依古丽》是一部由电影改编的民族歌剧，也是按照西方交响性歌剧套路作曲的一次大胆尝试。郑小瑛讲述这段回忆时，神采奕奕：“那时候，大家真是热情，那也是中央歌剧院的黄金时代，赵沨院长说要找最好的作曲、最好的指挥、最好的导演来把这出翻身戏搞好。”
1966年，《阿依古丽》剧组南下深圳演出，大获成功。事后，有香港媒体用剧中台词“谁说母雁领头飞不远”作标题，惊叹这位女指挥的“大将风度”。
“文革”后，《茶花女》复排上演。当时，演出大厅就像个集贸市场，甚至还有人问“你们唱的什么戏啊？怎么一个劲地唱也不说话啊？”这样的话刺痛了郑小瑛的心。从此，普及高雅艺术就在她心里扎了根。
“面对这样的观众，我无法置之不理，我们更不该曲高和寡。我领着乐队劳心费力地表演给谁听？对牛弹琴？我不希望。我希望我的这点劳动能够换来听众的共鸣，希望这点知识能够进入观者的心灵。”
自此，只要是郑小瑛担纲歌剧指挥，开演前20分钟，她都会给观众讲解该如何欣赏歌剧。一个雷打不动的演出惯例——“郑小瑛模式”诞生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我的每一次离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改革开放后，流行歌曲的进入给本来就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雪上加霜”。很多歌剧演员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苦哈哈的演出，换来的报酬还不值别人唱上两嗓子的二十分之一，“不平衡”、消极怠工在乐团蔓延。
1991年，郑小瑛主动要求从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的岗位上离休。“我是挥泪离开歌剧的，我当时觉得没有希望，不是永远没有希望。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搞艺术的人要与民共赏，你孤芳自赏，你再好，你的音乐得不到人们的欣赏，我想那绝对不是大多数人的期待。”
在郑小瑛看来，西方歌剧是全人类的瑰宝，中国人应该有权利去欣赏。“那个时候，只是单纯地唱原文，也不多加普及，用这样一种方式怎么能够让老百姓承认歌剧是个好东西？为什么要端着架子？为什么唱中文就好像不是歌剧呢？”
郑小瑛不反对国家大剧院、上海歌剧院的“原汁原味”以及跟国外合作，“国家需要这样的高水平，但我们也需要有翻译歌剧。”
和郑小瑛对话，不需要嘘寒问暖，不需要避重就轻，她会给你她能够讲述的一切，即使是那些外界认为的不太愉快的事情——
“让一个指挥离开她一手培养起来的乐队是很难过的事情，更难过的是你看到那里有你的拥护者，他们爱戴你，支持你，离开更是残忍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给了那个城市留下的不仅仅是旋律，而是一种交响乐的洗礼，这样就够啦。音乐人有很多种，一种是为了自己的艺术名利而努力，一种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欣赏艺术、推广艺术而努力，我选择后者。”
20世纪90年代，流行文化充斥市场，高雅艺术一片黯哑。而郑小瑛的“爱乐女”乐团却独树一帜，七年里全国巡演两百余场。可是，1996年在一次例行演出结束后，郑小瑛突然宣布乐团解散，“爱乐女”们轻敲谱架，空气瞬间凝固。
“命运会给积极的人留有余地”
一扇门关上，一扇门打开。那一年，厦门市向郑小瑛发出邀请，请她南下创建一个民办的职业交响乐团。她欣然答应。
老伴刘恩禹不希望年过花甲的郑小瑛一个人到另一个城市为一个交响乐团操心，于是就下令让她去做身体检查。因为，那段时间郑小瑛的饭量明显减少，整个人消瘦得很厉害。
那次查体，医生诊断出郑小瑛患了直肠癌。郑小瑛呆住了，因为她深知自己还有好多事没有处理，好多梦想没有实现。回到家中，郑小瑛把诊断结果告诉了老伴，安慰他说：“没什么接受不了的，人都有这么一天的，迟早都会来的，但我一定要把手头的事办完。”
郑小瑛没有被击垮，仍然按照事先的日程安排，给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开了两场音乐讲座。面对台下年轻人充满渴望的眼睛，她动情地讲解了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贝多芬在婚姻失败和耳聋、病重的情况下，曾想到过自杀，然而他挺过来了，他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真正的勇士是永远不向命运低头的！”
由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郑小瑛不得不放弃为芬兰歌剧院指挥12场《茶花女》和在俄罗斯指挥两场音乐会的邀请。但是，5月初在爱沙尼亚“东方音乐艺术节”指挥中国交响乐团的演出，她绝不会放弃，因为她深知此事意义重大。
1998年4月，郑小瑛出院。5月，她飞赴异国，指挥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因为化疗，头发全部掉光，她戴上了假发。站在舞台上，她像是战士听到了冲锋号，激情顿时像火一样点燃。
当郑小瑛指挥乐团演奏根据中国古典名曲《霸王卸甲》改编的协奏曲时，她那刚劲有力和优雅潇洒的手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宛如一朵黑色大丽花盛开在异国的舞台。
1998年，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厦门爱乐乐团正式组建成立，郑小瑛担任艺术总监。乐团实行的是“民办公助”模式，一家民营企业决定先期注入300万元资金以供乐团使用，谁知乐团组建不到三个月，原先注资的那家企业就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财政上发生困难，乐团的经费问题一下子成为郑小瑛最难面对的难题。
命运总是眷顾那些积极的人，幸运再次在郑小瑛需要的时候不约而至。
1998年9月，正值厦门“9·8”国际贸易洽谈会举行，厦门爱乐乐团举行建团首演。当天，前来与会的时任国务委员的吴仪女士，听说郑小瑛在厦门组建了爱乐乐团，就主动去听了音乐会，并与她共进晚餐。政府的重视使得乐团终于慢慢走上正轨。
“老柴”大厅回荡“厦门之音”
从1998年只有30多名乐手的首场演出，到现在厦门的“城市名片”，再到2007年赴欧巡演，《土楼回响》“攻克柏林”，柏林爱乐大厅的主流听众用“不容喘息”的掌声，令谢幕返场的时间长达11分钟。
厦门爱乐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仅用十年时间便在业内声名鹊起。
2012年10月18日，郑小瑛带着她的厦门爱乐乐团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刚装修完成的音乐大厅奏响了《土楼回响》。当晚，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院长索科洛夫、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院士亲临现场。
郑小瑛至今都记得那一晚的激动与感动。“音乐会上半场一结束，俄罗斯听众非常热情，抱着鲜花冲上台说没想到我们的乐团演奏水平这样的高，他们很喜欢，作品很有画面感。”其实，当时去演土楼这部作品时很多人不赞成，认为到俄罗斯办音乐会，选择中国作品作为主打是冒险，但郑小瑛却坚持，她认定人家越不知道，就越要去推广。
那次音乐会上，郑小瑛还演奏了中国曲目《边寨音画》、琵琶协奏曲《霸王卸甲》，琵琶演奏家章红艳为此加盟助阵。由于是在“老柴”大厅演出，乐团还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名作《意大利随想曲》。
时隔两年，2014年4月9日，中央歌剧院为郑小瑛举行“终身荣誉指挥”称号的颁证仪式。面对这个荣誉，郑小瑛说——
“我可以真诚地告诉你，我衷心感谢剧院领导给我的这个“终身荣誉指挥”称号，我是替很多很多为之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所有歌剧人领的这个荣誉，它代表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我已经85岁了，但如果还需要，我愿在歌剧普及大众方面为剧院做我该做的事。为了帮助大众走近歌剧，为了帮助各省市歌剧团体和青年演员便于上演经典剧目，我愿意帮助剧院继续扩大中文歌剧剧目，并在全国进行示范性巡演。让更多的人爱上歌剧是我一生的工作。这些年我一直忘不了当年中文版《茶花女》在天津连演39场的盛况，也忘不了中文版《卡门》的首演在法国曾经引起的好评和轰动。到了我这个岁数，对于中国的歌剧，我还是那句话，‘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本报记者 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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